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关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从“诗臣”到“诗人”的蜕变──论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历程

营原道真一生的汉诗创作,经历了占尽“诗臣”风流的仕宦显达时期,初现“诗人”本色的谪守赞岐时期,游移手“诗臣”与“诗人”之间的重返台阁时期以及“诗人”角色最终定位的贬居大宰时期。他能够从众多的“诗臣”中脱颖而出,成为退拔干流俗的真正的“特人”,并进而成为日本平安朝诗坛的冠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丰富多彩而又曲折多变的生活历程和创作历程。     

日本汉学家清水茂对唐诗中的白日意象的研究

日本汉学家在中国古典诗歌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也为中国学界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从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特点中,可以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本文选取清水茂的《释白日》作为代表性论文,分析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时的独特视角、惯用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特点,以期为国内的研究提供借鉴。     

唐诗中城市意象的空间意义——以桂林为例

我国古代文学中久已有记录城市变迁的文字.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城市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伴随着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市诗歌所体现的内容也愈加的丰富多彩,包括城市地域、水文风貌、民俗风情.风光秀丽的桂林在当时便是作为“贬谪地”的城市意象出现在唐诗中,承载着诗人的离愁和愤懑,构建了一个与众各别的精神空间与美学空间.同时,它又是诗人心理空间的投射,承载着诗人的城市观念和文学理想.     

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

<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等中国的唐诗选本传入日本后,日本的知识阶层和出版界人士根据日本人学习汉诗以及商业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日本化的种种阐释和重新建构,使日本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的既定规范,又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为汉诗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英语抒情诗歌中的意象修辞分析——以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两首诗歌为例

意象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英语抒情诗歌中经常为诗人所使用。意象的使用成为诗人抒发情感、表达内心世界的一种艺术手法。文章通过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两首诗歌的分析,揭示了意象所表达的意蕴以及和诗歌内容与主题的密切关系,同时还提示读者意象是诗歌的灵魂,要理解诗歌的主旨和深层内涵,需要首先领悟诗歌中的意象。     

论意象的创造和再创造——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两方面初探审美空间的第一层面

意象是与意境并列的主体审美空间的第一层面 ,是读者与作者交流的基础 ,本文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两个理论视角初步探讨了和第一审美空间和第二审美空间中的这一层面。通过对神形统一说、情景说、摹仿说和意象派的论述 ,揭示第一层面意象的创造和再创造过程 ,及其特征和构成方式     

从对"真"的追寻到对"意义"的追问——对"是"在西方哲学中地位和作用的分析

以海德格尔为界,西方哲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海德格尔以前,哲学主要追求“真”;在海德格尔之后,哲学主要追寻“意义”。在追求“真”和追寻“意义”的过程中,“是”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哲人们是在对“是”的追问中,追求“真”和追寻“意义”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

如何使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活态"的生命形式得以继续传承,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通常的做法是对少数掌握技艺的传承人进行保护,但本文认为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     

西西弗的神话——从反讽语言看新时期文学中"语言的自觉"

对于文学来说,"语言的自觉"有着积极的意义.以小说中的反讽语言为例,本文认为,新时期作家认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努力探索语言的表现力.不仅如此,他们还意识到了语言的相对性,语言既有客体的界限,也有主体自身的界限.克服相对性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得有失,反讽语言喻示的杂语意识值得重视,这也是它的独特之处.     

从文字的深处进入传统——何其芳《休洗红》的古典意象与意绪

何其芳《休洗红》一诗几乎全由古诗词意象暗缀融合而成,这些意象形成诗歌的基本骨架,营造出新诗中最具古典美的意境与画面.同时,它们又被诗人重新激活,以古典内涵为原始依托,在诗人的语言场中生长出新的义项,表达着诗人的现代情感与体验.     

作为文本的"甜蜜宝贝"——对棉棉《糖》的文化分析

世纪之交,棉棉的<糖>引起了理论界的兴趣,不过,对它的过度阐释,则夸大了物欲、冲动、"残酷青春"、"身体性"、"行为性"等在革新意义上的能量效果.<糖>没有离开道德理想主义的基本框架,它的诸多"故事",均被作者胡乱拉扯上了类如"是非"、"好坏"的道德判断,它所张扬的透支消费、感官爆炸、不讲控制的纵情享乐,也被仿真的"忏悔"悲情所笼罩.棉棉说教的象征物是"崭新"的,犹似刷新了观念,借助"反抗压抑"的乌托邦幻象,"宝贝"示范了如何靡费、浪荡和浪漫,并用意识形态新梦,图解了金钱在今天是如何让人"心跳"的.以享乐为特征的"新新人类"绝对不是一个有真实生命基础的文化类别,而金钱打制的"宝贝",也只能是个别的,理论不该用遮蔽现实的虚假泡沫去乱视听之真.一些评论对"身体性"等概念灌入了过多的价值意义,推助了"快感的身体"被克隆、复制,致使尔后的文坛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单一性.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传播的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以不同时期传播的侧重点变化为视角

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而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潮也逐渐传入日本,也就是在此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被首次传播到了日本。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国内经济形势与政治状态不断发生变化,这导致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部分在日本早期传播的进程中是不同步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日本路径是最主要的路径,因此了解日本国内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不同部分侧重点的变化就具有重要意义。     

《消失的地平线》中的"中国风"——从西方乌托邦文学传统与东方学角度看这一现象

<消失的地平线>讲述了几位西方人士在中国滇藏地区一神奇山谷中的喇嘛寺院的经历.作品出版年代时值一战二战过渡期,这个名为"香格里拉"的乐园,其各项设施与生活方式既古朴又现代,其中中国情调与"中国风"的突出,尤为引人注目.但小说中所创造的各种中国意象与所带来的中国情调与"中国风",其意义的终点并非在于对东方的推崇与肯定,而在于西方对于自我身份的构建和定义与对文明的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