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广大而尽精微”——论王文诰的苏诗评点对苏诗本意的探索

王文诰对苏轼诗歌的评点,体现出自觉探索本意的意识。其所采用的评点方式,有旁证、内证、臆说三种,即以史证诗与以经证诗’、以诗文证诗、以诗解诗,具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他之所以自觉探索苏诗本意,与清代注评苏诗的学术特点、乾嘉学派重视从经史层面治学的风气、他的敏锐洞察力和渊博学识,以及有意识地宣扬苏轼思想人格有紧密的关系。他对苏诗本意的评点虽然存在失误,但瑕不掩瑜,功劳值得重视。     

从诗歌注释的视野看王文诰的苏诗批评

自汉代以来,古代诗歌注释就包含了在详细释意的基础上开展诗歌批评的传统。受此影响,清代苏诗注释者王文诰一反清代诗歌注释重视实证、轻视批评的风气,在总结苏诗的立意、发掘言外之意,并分段释意的基础上,在随文注释中评论苏诗的创作方法,总结创作技巧,其中包括:对苏诗的总体创作成就做了精辟的概括;对夺胎换骨、以文为诗等的创作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苏诗的开头与结尾、行文的章法结构等创作技巧;还分析了苏轼咏物诗、和答诗、挽词、应制诗、转韵体等题材或体裁的创新之处与独到之处。这种寓诗学研究于注释中的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与诗歌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的文献考证

清初著名学者、诗人查慎行撰有《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该书针对苏诗旧注作了进行了全面的订正、补充。清代宋举、邵长蘅整理翻刻宋代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而成的《施注苏诗》,对施顾原注常有妄删,查慎行首先针对此现象,补充了施顾注的原文,并对旧注改动引文的原文以迁就作者的现象作了批评与更正。其次,查慎行在《施注苏诗》的《续补遗》二卷的基础上,又依靠宋代及明清的文献,辑得苏轼的佚诗一百二十余首,并对互见于苏轼与他人诗集中的九十首余诗歌作了考证,论证了其中大部分都不是苏轼的作品。《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苏诗时空艺术论

几乎所有的诗论家都认为:腾挪多变、姿态横生,是苏诗的主要艺术特征之一.叶燮《原诗》认为:“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这实际上是说苏诗不主故常,而又挥洒自如.可惜作为一种直觉式的把握,今天读来终觉有语焉未详之憾.在我看来,要观照苏诗的上述艺术特征,可以凭借若干个聚光点;其中的一个聚光点便是苏诗对时间与空间的独特表现,通过这一聚光点,苏诗腾挪多变、挥洒自如的艺术特征灼然可见.     

苏轼凤翔诗研究

苏轼在凤翔的诗歌创作，依据其主题可分为写景记行、咏史咏物、手足情深、寄简赠答四大类。凤翔诗在形式上以五古、七古见长。在艺术表现上，凤翔诗一方面沿袭南行诗的创作特色，另一方面，表现出进一步向苏诗整体艺术特色的掘进，强化了“以文为诗”、“以才学入诗”的艺术特色，进一步表现出豪放旷达之气，呈现出苏诗内容多歌咏自然景物，同时融入生命思索、个人情思的基本面貌，是苏诗形成期的全面发展阶段。苏轼凤翔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反映出其初入仕便于“出”与“入”上的矛盾思想。     

新世纪以来苏轼诗研究综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苏轼诗歌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渐趋多元化、细致化。总的来看,将苏诗与党争、地域、佛禅及接受传播等结合的文化型研究占了主要部分。对苏诗叙事性的探讨及饮食题材的关注,对苏轼唱和诗、和陶诗以及其贬谪状态下思想心态的再认识,与佛禅关系研究的深入细致化,以及包括域外传播在内的苏诗接受史研究是本时期值得注意的方面。与苏诗所创造的巨大的文化世界相比,苏诗诗学理论的建构,对作为文学家、诗人的苏轼及其日常家居、行迹细节等"小环境"的研究仍值得期待。     

《苏轼诗研究》评议

苏轼著作丰富,且具多方面的文艺成就。他的诗歌今存二千六百余首,自来被誉为宋诗的冠冕。1987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的《宋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的《苏轼诗研究》是关于苏诗研究的一部专著。著者谢桃坊不是把苏诗随意分割、孤立研究,而是把它看作是有生成历史运动的整体。著作说:“苏诗是一个广袤的领域,须要在对它具体地研读之后。考察苏诗每个创作时期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及其创作上的得失,进而探讨其诗歌的创作道路,在此基础上来探讨其社会意义和艺术风格,才可能认识其真正面目,也才可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给予它以文学史上应有的评价。”对苏诗研究所体现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是本书显示的第一个特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唐代诗人姚合研究综述

姚合是中晚唐之交颇为重要的一位诗人,然学界对于姚合重视程度与其在唐代所具有的影响力并不相符.经过了早期的无人问津,到80年代生平考证的大量涌现,到90年代姚贾研究的逐渐升温,再到2000年以后诗歌艺术的观照,学者们在生平思想、诗歌艺术、作品考辨和版本研究、姚贾比较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形成了初步的研究体系.然而,目前的研究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还远远不够,这一领域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期待学者们去开拓与探索.     

乾嘉考据学与清代《庄子》考证

乾嘉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代表,重视文本考证研究。清代庄学在学风精神、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上都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出现了一股考证风潮。清代学者主要从辑佚、校勘、训诂、音韵、辨伪等方面对《庄子》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受乾嘉考据学自身属性和清代社会发展形势等因素的制约,清代的《庄子》考证稍后于乾嘉考据学的发展,二者的进程表现出不同步的现象。     

清代考据学的启蒙

本文从中晚明一批学者对理学的批判、重视小学研究、强调博学博证、提出初步的考据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阐明了清代考据学启蒙于中晚明的观点 ,并对清人为何不视晚明考据学为起源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清代词人邹祗谟行年考

邹祗谟为清初著名文士,初以《诗经》题经义著名,后以诗古文辞与董文友、陈椒峰、龚琅霞并为毗陵四名家,最工填词,有《丽农词》及词话《远志斋词衷》,又与王渔洋同编《依声集》,于清初填词风气影响至巨。其填词三书虽为学者所重,但生平事迹湮晦小明。《清史列传》等古籍虽有传记,但皆简略不足徵。文章裒集史料、诗文,对邹祗谟的生平、著述和交游进行考证,对邹祗谟的文学创作研究有创新开拓之处。     

清代《孟子》考据学综论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考据学鼎盛期,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并形成“时代思潮”。清人考《孟》,涉及孟子本人与家世,孟子生卒年月与游历时地,孟子游事之君与弟子,《孟子》作者与篇章次序,《孟子》字词句章与思想主张,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可谓无所不考,卓然有成。成果丰硕,考证全面,研治深入,影响深远。     

试论苏轼绝句艺术风格

初唐绝句萌芽形成,中唐繁荣,晚唐至宋初基本定型,不同时期的绝句呈现不同的特色。苏轼是继宋代欧阳修、王安石后大量创作绝句的诗人。他的绝句在宋代自成一体,自具特色。苏轼创作的绝句数量众多且绝句艺术风格多样,表现手法多异,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就苏轼绝句创作的艺术手法和特征进行探析。     

清道咸时期中朝文人交往方式探析——以李尚迪为中心

清代中朝文人交往的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留京期间,中朝文人宴游唱和,以画纪事,写真留影;第二,临别之际,两国文人常以画图题赠,表达相思怀念之情;第三,在分别后,中朝文人通过互赠和互寄书籍、器物、诗作等方式,表达问候,以慰相思。由此可见,清代以来中朝之间日益紧密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佳话。     

杨慎与《诗经》考据学

在《诗经》学史上,清人之考据成就最为世所注目。而清人之考据,实由明之杨慎启其端。杨慎于明中叶,以其博学宏才,一改宋元儒者空谈义理之风,旁征博引,将《诗经》研究推上了考据的轨道。不仅影响了明后期的《诗经》经学研究,而且也为清代《诗经》考据学的兴盛,开启了先河。     

钱谦益与朱鹤龄交往考论

钱谦益和朱鹤龄均为清初的著名学者,同为苏州人士。两人因相近的民族立场和学术旨趣走到一起,合作笺注杜诗达七年之久,但数年之后却因立场和学术分歧反目成仇,演成当时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公案。文章试图通过二人交往的排比分析,发覆其交好和交恶的真相,揭示二人交往对清初学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