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理性本质

理论之所以是理论,正因为它是以理性形态显现出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必然性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性本质表现为理论的和现实的两个方面.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在本质的续延和发展,反映了它对理论理性的继承;又是对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科学总结和概括,反映了它对现实理性的掌握.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续延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内容;作为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紧攥着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统一的典范.     

历史理性和现实理性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依据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发展生产力，它作为历史理性隐潜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背后，并最终制约着这一运动的成败。因此，能否抓住这一历史理性，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邓小平理论紧紧地攥住这历史理性，并把它与当代中国的实践理性统一起来，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把发展生产力与巩固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发展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内容，而这一内容的实质正是历史理性和现实理性的有机统一。     

试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实践理性

康德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决然二分,而黑格尔则将这两种理性看作是同一个理性的不同发展阶段,他们两者关于理性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对实践理性的不同界定上。黑格尔将实践理性分为三个阶段:快乐与必然性、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界进程,他认为后两个阶段即是康德的实践理性,并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批评。在黑格尔看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两种理性,在理性的第三个阶段——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中,并最终在社会和国家中实现了完全统一,使理性获得了其真实的客观现实性,从而过渡到精神这一意识的最高环节。文章即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主要文本依据探讨其实践理性学说。     

中国现代思想的唯理主义品格

科学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科学又是理性的产物,因此中国现代思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唯理主义品格。理性(科学)是中国现代思想衡量一种学说和理论能否被接受的最基本的标准之一。现代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奉和追求,对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推崇,对计划经济的偏爱,无不与理性息息相关。然而,理性虽然对中国社会极端重要,但其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不恰当运用却可能造成以下后果:一、激进的或极端的反传统主义。二、政治理想主义。三、政治思维取向上的未来主义。造成这种状况的理论原因在于:一是对理性的纯粹化、理想化的理解,从而把理性与实践对立起来,不了解实践理性也是理性的一种形式。二是由于未能正确把握理性与实践、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因而只把技术性知识当作知识,而忽视实践性知识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理论创新与理性诉求

理性在当代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中国具体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的诉求。三大法宝、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标志性的理论创新和理性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里程碑。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也是我国人们在这些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从混沌到清醒、从封闭到开放、从偏激到包容的思想转变历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其特有的理论内涵和特征。一是克服了以往对传统文化的偏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认定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把文化的阶级性和民族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在推进我国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坚持"摸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统一。形成了有效管用的科学方法论,为各个具体领域的实践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导和现实方案,具有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意义。三是坚持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以科学理性引领价值理性。其价值理性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科学理性的核心是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牢牢把握我国所处的阶段,坚决走资源、人口、环境、经济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当代理性精神的弘扬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离不开科学的理性精神。邓小平 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性积淀。在理论创新上 ,坚持求真精神 ,揭示社会主义本质 ,转换经济模式 ,把握社会发展总趋势 ;在治国强国战略上 ,坚持务实精神 ,确立基本路线总纲领 ,明确“两手抓”总方针 ,突出“发展是硬道理” ,强调“关键在人”、“关键在党”总保障 ;在检验改革开放问题上 ,坚持实证精神 ,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尺度 ,以“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为原则 ,以“不搞争论”为指导方法。所有这一切 ,都是对当代科学理性精神的高度弘扬。实践证明 ,邓小平南方谈话凸显的理性精神的时代价值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并与历史同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层面——试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以教科书为基本形式的理论理性层面,另一个是以党的指导思想的"活的灵魂"形式存在的实践理性层面。理论理性层面的基本原理为实践理性层面提供理论根据,更为接近实践的实践理性提供基本原理发挥作用的平台,并推动理论理性的发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层面。     

社会主义信念的本质、特点与意义

在信念一般性研究的基础上,文章认为:社会主义信念是认识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辩证统一体,其中,认识理性是基础,价值理性是核心,实践理性是其出发点和归宿;对社会主义信念这一本质特征认识的不足,是目前社会主义信念建设弱化的根源。     

邓小平实践理性的鲜明特征

实践理性作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观念,是由实践的科学理念、工具理念和评价理念所构成的总和。邓小平理论深深植根于实践,是与时俱进的。始终重视实践、关注实践、研究实践、倡导实践、推进实践是邓小平最本质、最具特色的思想风格和理论风格。研究邓小平实践理性所体现的客观性、实践性、主体性、价值性、创新性等鲜明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践,不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从文化哲学看科学发展观

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科学发展观通过解答当代哲学发展中的三个主要问题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成果:第一,科学发展观的理性是什么?是科学理性,还是文化理性?第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是经济增长,还是文化发展?第三,科学发展观的文明理念是什么?是生态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实际上是以文化理性为理性基础,选择文化发展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内涵,从而证明,科学发展观提出了21世纪中国发展的新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作用新思考

在改革开放历程之中,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它从“实、真、人”的三个层面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摆脱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它促进了实践理性的回归、实现了科学精神的重塑、加速了“斗争哲学”的终结、彰显弘扬了人本主义。其理论价值十分突出,现实意义极其深远,它是思想解放的先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出独特和巨大的历史作用。     

科学发展观:实践理性合理化的新发展——从实践理性合理化角度解读科学发展观二人谈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从实践哲学高度建构了一个富有历史感、时代感、现实感的科学的合理的实践理性,它使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实践理性合理化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所构建的实践理性与当代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所内含的实践理性有密切联系。     

决策理性简论

决策理性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继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后的又一基本环节，是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的关键，是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科学的合理的决策理性应有的本质规定：１决策理性是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２决策理性是情与理的统一；３决策理性是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决策理性的构成依据四个尺度：１客体尺度，主要解决决策的合规律性问题；２主体尺度，主要解决决策的合目的性问题；３技术尺度，主要解决决策的合可行性问题；４社会尺度，主要解决决策的合规范性问题     

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位置及其超越

"经济人"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和"广义经济人"三个阶段。"经济人"的内涵也愈以拥有了更加贴近于现实市场行为主体的不可证伪性。通过对"经济人"理论的内涵及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引入经济人假设的原因的分析发现,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引入"经济人"假设应该注意三方面的问题,即从实践的角度应理性地对待"经济人"理论的适用范围;从倡导"经济人"理论的视角,也应时刻警惕其负面影响;从范畴的外延方面看,"经济人"是一个类概念、总体概念,不能对应为市场经济中的某一个主体来进行研究。这也就需要人们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从这三方面来创新和超越"经济人"假设,其中关键是在理论层面找到它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在实践层面把握好其应用的范围和适用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有助于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基础

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基础江丹林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应当有它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哲学...     

交往理性与自然法的批判

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的优先性立场对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法学派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自然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它不能解决当今现实中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作为自然法之基础的实践理性也日渐式微;以自然法为指导的实践结果与自然法的初衷是相违的.     

当代西方政治科学最新进展--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科学的知识图景发生了变化.它的标志是行为主义革命高潮渐渐消退,而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兴起.这三派理论主张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理论的主流.行为主义并没有因革命高潮过去而从政治科学界消失,相反它成为当代政治科学进行专业训练的一个基本方法.从经济学理论中派生出来的理性选择理论,力图构建出一套新的解释政治现象的分析模型和框架.新制度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发展非常迅速,是当前西方政治科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     

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和谐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和谐问题的探讨经历了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视角转换。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实践理性的视角阐明了和谐的真正依据。而在实践理性的视域中思考和谐问题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人类实践活动的反主体性效应,是人所面临的各种冲突和危机等不和谐现象的总根源,但实践本身也是解决这些冲突、危机,实现和谐的总途径。在实践活动中实现和谐必须在对实践理性的三个方面即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和人格理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实践理性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的真正诉求。     

始于毛 成于邓 深于江——简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从理解和认识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篇代表作的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的新视角，明确地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的起点在哪里、理论的科学体系形成于何时、邓小平以后的邓小平理论有了哪些重大发展，指出这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始于毛、成于邓、深于江，它是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与时俱进的伟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