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突发公共事件预警机制的对策与思路

有效应对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危机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和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通过加强政府预警机制建设，可以使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做到防患于未然，大大降低政府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危机带来的社会成本。本文探讨了加强政府预警机制建设的对策与思路。     

突发公共事件下的中央和地方府际关系审视

2005年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件暴露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失衡的问题,反映了现有中央和地方府际关系的制度性缺陷——激励相容不足——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不利影响。“相互增权”理论提供了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内恰的激励相容的可行路径。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的强烈的建制力和相互增权特性。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中,有必要按照“相互增权”的方式调整中央和地方府际关系。这种调整的关键在于以地方政府为应急管理的核心,其结果,一方面必然构成一个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结构;另一方面,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相互增权,也将提高国家能力。     

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策略

转型社会的中国进入到一个突发公共事件频发时期,正确认识和应对这些公共事件,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要高度重视,通过建立和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策略,不断提高政府治理危机的各种能力,来体现政府的本质要求.     

论我国当代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

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是我国社会总体改革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有序地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行政体制改革的持久深入，离不开明确的目标选择，在当前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当代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应设定为：民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有效政府、廉洁政府、专业政府、透明政府。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近年来全球突发公共事件的影响不断增大，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已构成威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质量的优劣必然要对人们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现代质量管理也越来越强调预防式管理。因此，论文将现代质量管理的理念、方式方法经过加工改造运用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在分析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质量问题的基础上，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质量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模糊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模型建立了应急管理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质量的研究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

城市公共危机让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更加了解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事务、推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多元化价值,但同时也暴露了社会组织存在良性协同体制尚未完全形成、多元协作应急联动问题凸显、高效管理运营能力亟需增强、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风险面前,社会组织要把“危机”变“契机”,就要看到城市危机事件影响下社会组织发展“转机”和改革的“先机”,通过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加快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协作、增强社会组织的危机管理能力和提升人才队伍的专业性等途径,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作用。     

公共危机背景下“正能量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近年来，“正能量谣言”成为公共危机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中新的热点。通过梳理分析近期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几类典型的“正能量谣言”，发现“正能量谣言”演化的过程是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某些舆情事件刺激网民热议，在相关信息传递过程中，网民的主观情绪作用、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与媒体“把关人”意识缺失等因素的作用，使得“伪正能量”通过多渠道传播。因此，需要建立政府、媒体平台、网民共同参与的价值协同、制度协同、运行协同、信息协同的多重协同机制，在“正能量谣言”危机管理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的四个阶段实现公共危机事件“正能量谣言”的协同共治。     

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类型、特点及其治理——以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相关理论为视角

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是某些“社会风险”演化到“公共危机”过程中的一种显性表达方式。不能将事件治理等同于“应急管理”,治理应该延伸到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运用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相关理论可以对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类型和特点进更加清晰的分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综合治理框架”,可为这些事件的治理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启示。     

基于话语分析与公共治理视角的新媒体事件话语生产类型及叙事模式

以逻辑分析和框架描述的“类型-权力”分析视角为研究工具,即“类型学社会话语”分析法,分析新媒体事件的“类型箩筐”及其“话语场域”,将新媒体事件归纳为4类话语：国家（民族）话语、公共话语、民粹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分别体现了官方意志-爱国主义、公民性力量、戏谑狂欢精神和文化建构逻辑,为日益频发的新媒体事件提供框架性的质性认知。分析认为,新媒体事件的话语生产方式代表了一种创新的媒介逻辑,这种新型逻辑推动着“媒体-公民-政府”三者的互动,重构着权力配置机制,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公共治理路径的转型。     

和谐社会背景下处理公共突发事件公关机制的构建

政府危机公关涉及的危机又称为公共突发事件,它的种类宽泛,根据联合国相关研究机构的界定,公共突发事件具体包括三类:自然灾害,技术灾害,环境恶化。作为公共突发事件的危机事件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公共危害性,无论危害的种类和大小,事件一旦发生,伴随而来的往往是生命财产和相关利益的损失,无论人数多少、数量大小,对于当事人及关注他们的人而言,都是惨痛的,而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日益便捷和频繁,使得受影响的人往往不在于一两个人、个别地区和国家。在通常情况下,松散的、常以单个力量出现的公众是无力对抗具有公共危害性的危机事件的。此时,公众自然会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政府表现出来的任何态度,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和举动,都会立即引起公众的审视和关注。政府处理公共突发事件公关的主要功能是向公众提供真实及时的危机事件信息,赢得公众的支持。一、我国政府处理公共突发事件的公关存在不足我国的突发性危机事件处理是在经历了“非典”疫情后开始加速建立健全机制,逐步形成管理体系的。然而从2002年底爆发的“非典”到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政府多次强调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不可否认,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政府的措施更加得力、公众的...     

政府权力悖论下的群体性事件审视

作为政府主导和驱动的现代化转型国家,政府权力悖论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群体性事件高度契合的解释范式。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悖论的存在和强化,催生“增长主义倾向”的政府,诱使公共权力异化,造成政策冲突,加剧了社会利益失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政治信任的流失,将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和激化。因此,政府权力悖论的消解是群体性事件的善治之本。为此,要转换社会改革主体角色,变政府主导型为公众参与型改革模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阻滞政府权力悖论的产生;构建完善的公民社会,形成对政府公共权力的制衡;同时,引入外部制度竞争,形成化解政府权力悖论的压力机制;特别是,必须建构制度生态,形成政府权力悖论消解的长效机制。     

论政府善治的诉求

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实施管理的过程,“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政府管理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治理”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逐渐从极权统治走向法治,从“善政”走向“善治”,对政府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模式演进及融合——基于Q 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

公共治理不同模式之间的有机交融和顺畅衔接,有利于增强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对Q市“绿色出行”治理模式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治理的“新时代特征”、公共治理的“问题导向”与公共治理传统模式的“反功能”分别构成了转型演进的制度动因、体制动因和机制动因,而转型演进的结果则是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实现了公共治理在不同现实场景中的“区别性组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增强了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以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明晰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的同时,限制其“合法伤害权”;在对治理技艺进行边际改进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通过对Q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等公共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获得了实证检验。     

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网铬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政府公共管理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使政府的社会服务更具有可选择性和向“公共服务”治理理念的转变。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导致辨别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真伪的困难性、非理性化发展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形成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回应机制。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的转型——试论完善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改革方向

本文以“新公共服务”的概念为基础，回顾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基本情况，阐明“新公共管理”的进步性；分析了“新公共服务”理念成立的理论基础和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最后重点阐述“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通过系统论述，竭力寻找完善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改革方向。     

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政府信息公开的障碍及其消解

突发公共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能否及时应对事件,化解矛盾,实现公众知情权,直接考验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信力,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事实说明,坚持信息公开是迅速平息事件的关键。但在实践中,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一些政府部门和领导公开事件信息存在困难。文章认为,消解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政府信息公开的障碍,必须将制度、文化建设和行为改进相结合,发挥政府、媒体、民间组织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合力。     

转型时期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及对策分析——基于政府俘获拓展的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力不足，要求政府主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工作。然而，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三聚氰胺事件”、“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诈捐门事件”等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政府该如何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自主履行。政府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企业的获利动机与企业的社会责任联系起来。转型社会背景下，企业获利的最佳路径是俘获政府，获取政治支持。以政府俘获拓展的视角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并根据政府俘获的动机，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如何借助企业的获利需求来推进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基础是农村。近来，时有发生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不仅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导致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从治理的角度而言，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忽视或不正确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是其重要诱因。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组织生产与行政管理、轻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乡镇政府职能已经适应不了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要求。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乡镇政府直接面对农村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各种惠农政策的执行者和操作者，其公共治理的水平和效果直接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调整乡镇政府职能，全力打追服务型基层政府，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就显得十分迫切。     

论社会主义公共社会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公共服务”和“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标志着中国社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公共社会”时期。“公共社会”是一个讲究和注重公共产品、公共机制、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的社会。从历史上看，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及其所有制性质的认识和设想还是初步的、模糊的，而如今，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整体存在并和谐发展的公共社会。社会主义的公共社会是以“公共所有”为基础，以“公共权益”为纽带，以“服务型政府”为上层建筑的。这样，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公有”转变为“共有”，然后再组合为“公共所有”的问题。     

我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意蕴与价值创造研究——以深圳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为例

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提高的重要手段。深圳龙华立足地区实际,提出经济、城区和治理数字化转型“三位一体”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模式,极大推动了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域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特殊的数字化转型,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区域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其强调各领域的整体协同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研究发现,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其符合穆尔提出的战略三角模型理念。基于公共价值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公共价值驱动的全域数字化转型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案例进行剖析可知,在具备政府支持、大众认同、数字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价值、行政管理价值和社会发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