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晔《后汉书》帝后纪论中的“春秋笔法”

范晔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运用于史论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史论笔法,在其《后汉书》帝后纪史论中更是多处可见,主要表现为：微言见意,婉而成章;言近旨远,文略理昭;伏脉千里,褒贬互见。使其史论情感表达曲折幽深,讽喻多致,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体现出其史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诸细意甚多＂的特点。     

范晔《后汉书》文学思想论

被誉为前四史之一的范晔《后汉书》不仅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还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范晔为东汉时期众多的文学之士立传,还在诸传中著录了他们的作品及文体数量。文章对范晔《后汉书》的著录体例及作品、作家品评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范晔不仅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情采的思想特征.     

儒学与范晔《后汉书》的编纂

范晔出身儒学世家,少时博涉经史,但却生逢儒学式微的时代。他著述《后汉书》,意欲修旧起废,采用以史明道的方式表达对于儒学的传承与发展。在《后汉书》中,范晔设置《儒林列传》,在总结东汉儒学发展历程的同时,力求呈现出儒学发展的新气象与新特点。范晔对东汉人物的评价,贯穿着以儒学作为衡量标准的主线,这既反映了他历史评论的特色,又显示出他历史编纂的局限。透过《后汉书》的历史叙事,折射出范晔批评佛教、谶纬,推崇儒学的撰述意旨。     

论范晔的“大一统”思想

在《后汉书》的本纪、列传中,范晔通过对东汉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各少数民族历史及其政权兴衰的记述和评论,阐发了“大一统”思想。范晔这一思想的形成既有晋宋更迭与南北对峙的时代影响,又与司马迁、班固思想的影响有关。范晔的“大一统”思想有助于刘宋时期“大一统”共识的形成,蕴含着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时代及自身认识不足,范晔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后汉书》词语考释

本文对《后汉书》中的一些词语“敝”、“产”、“顝”、“毛”、“歉”等逐条训释。     

《后汉书》所见东汉谶纬流行论

从《后汉书》的记载来看,整个东汉上至王侯将相,下至普通百姓,无不以谶言事,以谶断事。上层统治者,以谶断事,以立朝策;王公大臣,以谶言事,以干预朝政;普通百姓则争习图谶,以求仕进。可以说,谶纬已经渗入到东汉王朝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后汉书》对偶艺术研究

《后汉书》大量使用了对偶辞格。其数量之巨、种类之多、艺术水平之高,都较以往史籍更为突出。为此,对其进行数据比较、品类列举、范例品评等实证性研究,无疑将有助于促进我们对骈偶艺术发展史的探索,有助于索解骈文艺术特点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有助于发掘《后汉书》对联语艺术发展的贡献,并进一步认识《后汉书》之对偶运用在史传文学修辞上的传承意义。     

《后汉书》中核心词“你”初探

从核心词的角度讨论《后汉书》中的"你"的早期形式,并比较"汝、尔、若、子、卿"在使用频率、句法功能和谦敬功能上的异同,可以看出其中的演变:"汝"字占较大优势,且这一时期新生的"卿"字使用得也越来越广泛。     

《后汉书》补表十五种考论

《史记》有十表八书,《汉书》有八表十志,而《后汉书》却只有纪传,表志阙如。萧梁时刘昭注《后汉书》,将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分为三十卷补之,至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合刊为一书。而宋、清两代为《后汉书》补表者众,前后有七家,一十五种,却至今无一可以罗入,且陷入了弃之难舍、取之难用的尴尬境地。原因在于这些表时代背景不同,撰写者掌握的史料不同,史识不同,都表现出明显差异,存在着许多歧误。如今,不少古籍被整理出来,考古出土大量文物资料,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对诸家补表重新审视,整齐体例,勘合异同,正误补阙,成一家之言,使之成为东汉史研究的学术支持。     

刘秀史事杂考三则——读《后汉书》札记之一

对《后汉书》中有关刘秀的材料进行了若干考订,分别涉及刘秀称帝点的政治意义、封更始的意义及关于"公孙皇帝"的辩论。     

试从《后汉书》“引用文章”管窥东汉散文 对偶运用之艺术成就

《后汉书》引文的众多作者们大都喜用对偶辞格。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巨、艺术之精,在"前四史"引文中堪称佼佼者。为此,通过量化、比较、示例及赏析之法对其艺术性进行实证研究,将有助于人们相应探寻对偶艺术在东汉散文中的演绎轨迹,客观揭示《后汉书》引文作者在骈语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以期为《后汉书》自拟文字对偶艺术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同时为人们比照研究相关史籍对偶运用的艺术性,并由此或将为探求我国骈偶传统的形成以及华美骈文的孕育提供具有准确性及说服力的实证和结论。     

《春秋繁露》与汉代文化的人间性

两汉儒学的发展,沿着荀子的儒学路径,杂糅了法家与道家思想。与先秦儒家相比,更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强化了其现实意义,也更具备了人间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解读两汉儒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仁义”虽然是《春秋繁露》以及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但董仲舒又将君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化了专制集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汉书》同义形容词分类研究

根据“一义相同”的判断标准,《后汉书》中的同义形容词可分为性质和状态两大类,20个小类,共127组.就音节数量而言,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且以单音词和复音词皆有的一类最多.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儒家的仁政思想与文景之治

仁政思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文景之治的取得关键在于尊崇儒家思想,实行仁政.文景二帝在位期间,正法省刑,宽慈待民;重农富民,与民同乐;轻徭薄赋,节用爱民;任贤惩奸,安养吏民.要大治国家,强邦富民,就必须以文景之治为鉴,以文景二帝为典范,推行仁政,利国安民.     

从《汉书·艺文志》序言看汉代“多元一体”的学术融合

《汉书·艺文志》序言一直被认为具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文献价值,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学术提供了重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序言表现出汉代学术的"多元一体"图景,即汉代学术实际上并未真正"罢黜百家",而是在以儒学为基本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诸子之学进行扬弃、整合和融通,最终形成了汉代的学术大融合。     

论《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

《公羊传》通过《春秋》之辞、辞序、笔削、书法阐释《春秋》之义。《春秋》之辞、辞序、笔削、书法具有两个意义层次:表层义与深层义。表层义与深层义有一段距离而形成意义的“间距化”,故很难通过表层义理解深层义。《公羊传》在解释《春秋》时表现了较强的主观性,一是表层义与深层义的“间距化”,为《公羊传》发挥其主观思想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二是一般书法与书法之变的对立统一,为《公羊传》解释《春秋》带来较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