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看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特征——兼论9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的特质、意义

比较公共行政视角下的战后日本行政体制具有明显的特征:以国民主权为基点的现代行政体制的民主性;国会制定和健全行政法律,使行政体制的法制性得以增强;以民主性、效率性为目标的行政体制变革性;在国家目标设定上体现出的中央政府行政官僚组织的主导性、能动性以及优越性。省厅体制改革打破了官僚制组织所具有的强烈自律性或稳定性结构。地方分权改革措施具有了提升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的自律性,改变地方政府以往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定位,以及向日本宪法所倡导的作为完全自治单位的地方政府回归的积极作用,创造了变革长期以来的中央优越集权体制、统治结构和战后行政体制的基本契机。     

"中国式"政策试点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0个案例的多值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是中国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机制。政策试点结果存在差异。对30个政策试点案例进行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中央政府、试点地区、非试点地区和政策试点方案四大类因素对政策试点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缺乏中央政府经费支持、政策试点效果差、地方政府行政压力小和学习动力弱是政策试点夭折产生的必要条件,其发生的典型路径有中央动力缺乏型、地方动力缺乏型和试点效果不佳型三种;发布政策试点的机构数量少即中央机构职责清晰、利益协商一致是政策试点局部推广的必要条件,其产生路径有八种;中央推动力强、政策试点效果好、地方政府行政压力大和政策目标单一是政策试点推广至全国的必要条件,其产生的典型路径有"两地一府一案"型和中央强力推动型两种。     

印度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印度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一直是联邦制下两级政府矛盾的一个突出方面。根据1950年国大党政府制定的宪法,印度财政分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包括直辖区)两级。宪法明确规定:“邦的繁荣必须建立在中央有雄厚的财力基础上”,因为中央要集中更多的财力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邦政府财政有困难“有权从中央政府获得财政援助”。在多党制的情况下,国大党政府要使邦政府在财政上依靠中央,从而在政治上也听命于中央。现在以新人民党为核心的少数党联合政府上台,这种财政体制不会有很大改变。40年来印度的财政在保证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方面是有成绩的,但在体制上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主要是:     

集权与分权: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迁

文章首先以集权与分权这一矛盾为主线,缕析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博弈过程: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从中央高度集权一步步迈向地方独立分权;北洋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表现为中央财政严重削弱,地方财权恶性膨胀;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变化频繁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地方财权。随后,从保持一定的中央权威、界定政府财权与事权、赋予地方独立税源以及完善财规、建立激励约束监督机制等方面揭示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迁对当今正确处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启示。     

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调节体制改革

<正>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单一的中央投资格局逐步打破,中央、地方和企业并举的多层次投资格局初具雏形。地方政府在中央计划指导下,有权安排自己的予算规模和结构,并且支配着相当数量的予算外资金,加上拥有投资审批权,开始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企业的情况则复杂些。废除利润分配上的统收统支制度以后,企业参与了利润分成,拥有了投资资金。尽管不少投资还必须经过行政机关的层层审批,企业不能完全掌     

社会福利服务供给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韩国的经验

文章以在韩国社会福利服务扩大及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作用为中心,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服务供给中发挥的作用,阐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服务作用中的争议焦点和政策课题.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纵向治理结构分析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作为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三类基本行政主体,在纵向治理结构中呈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中央政府在缺乏经济激励的背景下倾向于通过政治施压,形成以人事控制为依托,以会议动员、考核评比为主要手段的政治激励模式;地方政府在自主性、碎片化权威和能力约束等因素影响下,形成选择性政策执行模式;职能部门在部门利益和政绩压力驱动下,形成借上级压力实现权力扩张的行为模式。公共服务纵向治理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具有足够的内在激励去扭曲政策目标,使得选择性执行成为基层政府的优势策略,导致公共政策难以落到实处。     

中国农村土地运行"悖论"的经济学解析

目前,在我国农村土地运行中,出现了土地“抛荒”、“过度征用”、“农民利益受损”等偏离制度预期的悖论现象;其内在深层原因是土地职能的多重性、矛盾性、演进性;而直接原因则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的效用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博弈的结果;调整现有制度安排的不当并促进各项制度均衡协调,促使参与农地利益博弈的各方力量形成恰当的张力架构,是克服悖论的现实选择。     

论国有资产的专职管理

本文指出，确立国有资产专职管理部门主抓国有经济改革的地位及其发挥应有作用，在政府推进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化经营的体制转变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国有资产具有整体性，相应地要求进行整体的管理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客观规定不仅对政府的职能有了新的不同于传统体制的内容要求，而且必须相对集中地落实在专职管理部门的工作中。中央政府设立的国有资产专职管理部门全权代表政府处置国有资产，而地方政府设立的国有资产专职管理部门只能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存在，即在国有资产的专职管理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不能超越代理权运作，只能按中央的授权管理本地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专职管理需直接实现，不必建立中介机构     

近代中国政府财政与银行业的相互关系

近代中国的政府财政与银行的关系基本上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状况,在中央政权对全国基本握有控制权时,银行业往往就沦为政府财政的附庸;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对全国失去控制时,银行业就趋于独立,并按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加强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步关系。后一种情况在北洋政府时期表现得颇为明显。北洋时期政治如此腐败,中国资本主义仍有长足的发展,此中原因很多,而财政与银行的脱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政权的基本统一又为重新控制银行业、把后者纳入政府财政的轨道奠定了基础。国民党政府强行打断了本国私人资本主义较为自由的发展过程,也为以后的恶性通货膨胀种下了祸根。     

Land Finance and the Tax-sharing System： An Empirical Interpretation

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待发掘。地方政府行为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尤其受分税制以来财税体制改革的影响。分税制集中财权使地方政府逐渐走向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主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土地财政;利用省级的年度数据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无论如何评价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与财政包干制相比,分税制都是一个理性化的制度变革,其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稳定互动框架,而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扩张模式是这次改革的意外后果。     

加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对策建议——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三方博弈分析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已形成博弈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应建立偿债机制和风险预警体系、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改变现行的政绩评估机制、修改现行《预算法》等。     

关于推进服务管理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写在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进行时

2006年以来,天津市社保中心遵循中央提出的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的精神,和原国家劳动和保障部社保中心关于加强经办能力建设,实现经办管理三化     

“向市民报告、听市民意见、请市民评议”活动开启——青岛“公民时代”

"三民"活动,应时代而生 近年来,从中央到省委、省政府不断强调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自2005年中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青岛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近几年,先后通过推行政府信息公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整合市长公开电话、启动公共资源交易大厅等一系列举措,全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但同时,个别部门工作人员公仆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不作为、不尽责的问题依然存在,有的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格格不入,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论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对这个政府的性质,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多数同志肯定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但也有的同志认为它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阶级联合的带有旧民主主义色彩的专政。”那么,对这个仅仅存在了三个月的政府,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本文想就此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一) 辛亥革命爆发后,主要有三股势力在争夺中央一级政府的领导权。独立各省中,一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二是以陈其美为代表的上海集团。而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反动势力,则压迫清廷与革命双方,力图篡夺革命成果,夺取革命方面的中央权力。黎元洪以武昌首义自居,认为组织中央政府要以他为中心,建都武昌是天经地义的。他     

基于Petri网模型的府际利益均衡分析

府际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一直是政治与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府际关系是政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府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如何调整政府间的利益达到均衡,使政府的治理水平更好,是中央政府面临的难题,也是提高政府能力建设的关键。本文针对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运用Petri网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府际之间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对如何调整府际关系做出分析,对深刻理解及保障中国政府间关系向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定位与制度创新

服务型政府不仅是一种理念的澄清,更是一种实践活动,地方政府无疑是服务型政府的实践主体。中央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地方政府型政府建设应该有所不同,不能没有区分。和中央政府的理念设计和宏观职能定位不同,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应定位为理念实践和微观的制度创新。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时,要做到制度设计具有操作性和观察性。在此基础上,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从公民参与制度创新、公民需求回应制度创新、提高服务效率制度创新和绩效评估制度创新等几个方面进行精心论证和设计。     

论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战略

中央、地方、国有企业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中各自承担着相应的战略职责。中央政府要运用各种财政金融杠杆,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审批权改革,促进老工业区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对外开放;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各项改造基金,推动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制定改造规划;国有企业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施科技创新。三方应在完善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互联互动,通力合作。     

论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制度之创新

依据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创新的指导思想、目标、基本原则及创新思路,提出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创新的具体措施。我国应该构建由"三核心"构成的正式制度支持系统和政府、企业、社会及个人组成的非正式制度支持系统,强调农村人力资源、政府等各个制度创新主体在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并在不同次序与层次上逐步推进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创新。最后,提出促进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制度创新的政策建议,包括:在思想意识层面上中央政府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引导和监督;在法律政策层面上要完善法律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的司法援助保障体系;在发展战略高度上实行新型工业化战略、城市化战略和人才发展战略;在资金筹措机制上形成以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为主体的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重视农村土地转让的收益。     

利益博弈: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根本原因

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以消除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要化解不良资产,必须对症下药.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等利益主体在经济转轨阶段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要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必须重塑利益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