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杜诗批评的新变——以翁方纲为中心

翁方纲是清代重要的杜诗学家,又是乾嘉年间"四大书家"之一。他深谙诗歌和书法艺术的相通之理,在书学视域下观照杜甫诗歌,首次大量借鉴书学术语批评杜诗:以自然天成、质厚古朴论杜诗的艺术风格;以向背、虚实等论杜诗的章法结构;以圆笔、勒笔、提空之笔等论杜诗的艺术技巧。这种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于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出乾嘉年间杜诗学与书学交融的新特色。     

现代杜诗学文献述要

现代杜诗学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一)重刊、新刊的杜诗注本、选本及重刊的研究著作;(二)关于杜甫及其诗歌的论文、论著;(三)各类文学史著作中的杜诗学文献;(四)诗话中的杜诗学文献;(五)其他著作、文章中的杜诗学文献。总体上看,现代杜诗研究虽然与古代相比显得不够热闹,却也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这些文献涉及内容广泛,研究方法多样,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多新见,显示出现代杜诗学百家争鸣的景象。     

集杜诗摭析

集杜诗是一种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文学史上持续不断的集杜诗,不仅说明后世文人对杜甫人格、思想的敬仰,对杜诗艺术成就的期羡,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集杜诗携带着杜诗的基因,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学根茎上生发出新的审美特质,表现为杜诗主题的拓展,杜诗风格的突破及艺术技巧的创新。研究集杜诗不但对杜诗学的建构必不可少,也可为研究中华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诚斋体"的形成与杜诗的内在关联

宋代诗人受杜甫的影响很深,诗坛大家无不受其沾溉。中兴诗坛盟主杨万里钟爱杜诗,杜诗对其影响显见。探究杨万里与杜甫及杜诗之关系,对研究“诚斋体”独特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具体讨论杨万里对杜诗的喜好程度以及杜甫诗风对杨万里创新求变,形成具鲜明特色的“诚斋体”的启示意义。杜甫晚年的草堂、夔州的写景咏物的诗歌,是杨万里走出江西,走进活泼自然的学习范本;杜诗跌宕曲折的精巧构思和含蓄蕴藉的深远意味对“诚斋体”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无启示。     

梁启超、胡适与杜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和胡适是杜诗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以现代的学术眼光、文学观念、审美情趣来观照杜诗,从不同的角度突破了传统杜诗学的研究框架,开启了杜诗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之路。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的杜诗学宗旨的确立;二是新的杜诗评价标准体系的建构;三是新的学术原则、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的引进。     

宋代杜诗学论

本文对两宋杜诗的研究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从学术史的角度全面阐释了宋代杜诗学兴盛的原因及其阶段性的特点,探讨了宋诗的特质在其形成过程中对杜诗研究的影响,进而揭示出宋人对杜甫诗歌典范意义的论述与宋诗的建设同步发展及其并行互动的因果关系。     

杜诗研究与当代学术

本文以《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为引绪,围绕杜诗研究与当代学术的三个问题展开：其一是如何认识传世文本中的“异文”,以及如何评价古人对文学文本的校勘;其二是应该重视传统文学批评中有关“技法”的讨论：其三是倡导在诠释活动中对“意法”的辩证认识。最后,文章强调了中国传统治学的门径和方法,是值得当今学者继承光大的。     

宋代杜诗编年考论

杜诗的编年是宋代杜诗学的重要内容。杜诗编年及编年本的出现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它是在当时社会风尚、文学观与杜诗接受观等多重影响下出现的。经过两宋诸家的努力,杜诗编年趋于完善。宋代现存杜诗编年本的编次同中有异。从对诗歌的模糊系年到对每首诗歌的准确系年,是宋代杜诗编年发展的重要一步,是不同结集者的杜诗观与社会大背景中文人杜诗接受观相互作用的结果。     

杜甫诗法与“云门三句”

叶梦得将“云门三句”与老杜诗法同参,颇堪玩味。盖杜诗之大气磅礴、混茫无缺,正合云门之“函盖乾坤”;其心随物转、即事而兴,深契云门之“随波逐浪”;其或起而突兀、或结语陡然,恰与云门打破语言执碍之“截断众流”不谋而合。而一诗中或含云门三法,正是杜诗“顿挫”之所在。杜诗与“云门三句”内在气质上的通联暗合,未必自觉地触碰到了诗禅交汇的一个侧面,却使“诗史”有了宽厚的背景、强大的张力和多维的风调,使“诗圣”另有一番大关怀、大自在、大愉悦的非凡气象。唯此,其诗与人方具有超越文学的永恒意义。     

论明代杜诗选本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价值

明人对杜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录,现在流传下来的杜诗选本约有60多种。这些选本继承了宋元杜诗学的传统,不仅大量翻印宋元时期杜诗注解本和批点本,而且还侧重于对杜甫律诗的选录,选评结合;注释上主要采用＂赋比兴＂论诗和＂以意逆志＂的方法,对宋人的注释方法多有突破。明代杜诗选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旧注的文献辑佚价值考订价值两方面。明代杜诗学对整个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杜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读杜心解》在清初杜诗学研究中的学理秉承与创新

《读杜心解》在清初杜诗学研究中的学理秉承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间际于实证主义与文本批评之间;取舍于众家之注而归于＂心解＂。《读杜心解》既有学术的严谨内容,又有文学批评的灵性成分,可谓重学术而不废性情。探讨《读杜心解》的杜诗学研究状况有益于反观学术思想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杜诗学的接受与清初文化思想的关系是密切相联的。     

德州学者卢世(氵隺)的杜诗学成就

明末清初的德州学者卢世(氵隺)为人简佚明彻、嗜酒好书,极富个性魅力.他爱杜至深,读杜诗竟达四十馀遍.其<杜诗胥抄>,选抄杜诗去取允当,<大凡>、<馀论>中则包含了许多精微深入的杜诗学观点.略去皮毛、发微抉髓、发人未发是卢世(氵隺)论杜的突出特点.他是杜诗学史上一位有独到成就的研究者,深得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禛的赞誉.     

评杜、选杜与学杜——明代李攀龙对杜诗的传承

杜甫诗是后世学习、研究的重要对象。明代"七子派"学杜、宗杜,其中李攀龙在选唐诗时,杜诗入选数量最多;评唐诗,杜诗为一个标杆。这种选、评体现出"七子派"的诗学观。李攀龙学杜,传承着杜诗的精华,主要体现在:诗情上,以忧心国事、体察民瘼为主要内容;诗境上,注重锤炼雄浑蕴涵之境;诗艺上,追求格律宛亮、章法严整。李攀龙虽有模拟之弊,却不能掩盖他在传承杜诗上做出的成就。     

论清初文禁对杜诗学的直接影响

清初日益严酷的文禁对文化摧残严重,对杜诗学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对学者人身迫害及其著作的禁毁,另一方面文化禁令使得清初形成的文人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得到压制,日渐残酷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随之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正统。     

王夫之杜诗批评的得失斠评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的批评不同于传统对杜诗的肯认,是船山学和杜甫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夫之非议杜诗"诗史"之誉,通过与史的观照来凸显诗的抒情审美特质。其间,王夫之对杜诗的褒贬立足于其对诗歌本质的界定,是诗学范畴的论赞;但其赞抑的程度和方式则出于挽诗坛之颓败的诉求,溢出了纯粹诗学的范畴,而延展至借论诗以期观照当世、改易时风世俗的诉求。     

明代杜诗学中的“大家”论争

"大家"说是明代诗学的重要命题,而该命题始终是在杜诗学语境下,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即杜甫是否为唐诗第一人;杜诗中的瑕疵是否影响到他的"大家"地位;作为"大家"的杜甫与"正宗"是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的展开,主要突出了杜甫在各体诗中的成就、地位,其与盛唐诸家的比较及杜诗价值的论定,明代格调论诗学也在这过程中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明代"大家"说理论,除了"集大成"命题来自宋代,明人对它作了深细地开掘,还关涉到诗人才性、精神修养、生活面、艺术训练、文学传统等诸多方面。     

燕赵杜诗学文献概要

杜诗学是燕赵学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燕赵地区在历史上涌现过一批独具特色、成果卓著的杜诗学文献著述,其中虽颇多散佚,但现存许多文献在杜诗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因此亟需对其存佚概况进行全面总结。     

论杜诗语言风格的选择与对立统一

语言风格作为文章风格和文学风格的基础 ,对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共性的角度讲 ,杜诗语言风格主要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 )语言风格的选择与不同的表达内容及交际对象相吻合 ;(二 )多种语言风格在杜诗中形成有机的对立与统一。     

浅论杜诗的“诗史”性及其现实价值

杜诗具有很强的“诗史”性，源于诗人的儒家风范；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凸显出两大主题：忠君爱国和民本思想。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诗史”性的杜诗焕发出优秀的人文精神而显示出丰富的现实价值。     

杜诗切姓用典试论

杜甫诗歌中有典故人物与诗歌实指人物姓氏相切的用典方式,即“切姓用典”。这种修辞手段能取得意外的修辞效果,丰富了杜诗的修辞艺术。但由于创作中取材的局限,使得“切姓用典”可能因“断章取义”而失之精切。这种不精切和与之相关的“过誉”现象,正是杜诗“社交诗”性质所决定的,是以公认的社交文化为背景的。杜甫“切姓用典”有自己的特色,特别在与李白诗歌的对比观照下,杜甫的“崇汉”心理和重视艺术技巧的创作态度再次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