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一般性原则

遵循宪法原则、法制统一原则、民主立法原则、科学立法原则是立法法确定的我国各级各类立法活动都必须遵守的共有原则,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活动也必须遵循这四项立法原则,并需要结合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灵活加以运用.     

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研究状况与发展

新时期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理论研究的起步与发展、稳步推进、深化与突破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理论研究所关注问题的重心有所不同,研究方法、知识亦在更新,从中可以看出,新时期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成绩,并为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也应看到,自治立法理论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还有许多新领域和新课题需要开拓与探讨。     

自治法的修改对自治地方立法提出的新课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公布后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法规的修改在原则、程序和主要内容方面均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如 :自治地方法规的修订原则 ;自治条例的修改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 ;单行条例制定、修改完善应注意的问题     

托克维尔论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思想在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详细考察了美利坚乡镇自治的政治建制以及观念基础,并提出地方自治具有培育公民精神、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削弱多数的暴政、对抗个人主义等重要价值。近年来,我国各地方的法治举措频仍,这在法学界引起了一定争议,学者们对地方法治褒贬不一。地方法治与地方自治紧密相关,托克维尔的地方自治思想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公民参与等方面对回答我国为何地方法治、如何地方法治等问题有着诸多启示。     

论民族立法

民族立法的含义 ,除了专门的民族法律、法规 ,还应包括其他法律、法规中调整民族关系和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的法律规范。民族立法发展的自身成果 ,是初步形成了民族立法的体系结构。地方的民族立法 ,同样体现了我国民族团结的意志已广泛地融入法律规范中。民族立法将在不断创新中继续前进和完善。     

论建立地方立法的立法助理制度

立法助理制度是一项协助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工作的一项立法制度,通过国外的立法实践看,它作为一种体现现代法治国家在民主基础之上追求公正的新立法制度,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我国地方立法中,“要提高立法的质量”,就必须尽快建立此制度,使立法助理能够为人大代表和地方立法机关充分行使立法权提供服务,以保证地方立法既能克服非立法机关起草法案中的本位主义倾向,解决法案起草中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也能为法学家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舞台,使新时期立法观念在地方立法中得到体现。同时,为了保证立法助理作用的充分发挥,还应根据地方立法的实际,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立法助理人员的职责、配备管理方式、待遇等等。     

论梁漱溟的地方自治思想

梁漱溟认为,因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应当实行与西方不同的地方自治;中国式的地方自治应以乡村为基本单元,构建集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于一体的乡村自治共同体;实行经济的合作化和文化的道德化,在政体上完全排斥西方分权式的法治主义;地方自治应由知识分子团体以教育的方法,而不应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这一中国化的地方自治思想是对自清末以来西化地方自治思想的反省与创新。     

论黑龙江省中药材产业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

当前,黑龙江省中药材产业的主要法律法规存在不足之处,亟待加强地方立法解决产业问题。产业地方立法应当体现4个基本原则：坚持促进产业发展价值取向和规制方法必须为立法目的服务理念的促进产业发展原则;坚持创造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促进要素市场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解决好政府对产业干预限度的尊重市场原则;坚持产业立法调整必要的底线条件、市场决定与法律规制成本对比考量的谦抑原则;坚持对产业行为法律规制的强度以足以限制不当产业行为所必须为限的适度原则。     

地方自治与自治权成长

自治就是公民自己治理自己。自治权是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自己治理自己的权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的自治权得以发育和生长。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助推型地方立法

国家治理是从国家管理转变而来的,前者更多地注重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协商合作。但是,只要存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对立,就存在国家治理与公民自治的张力,因此,国家治理的具体方式应该能使国家治理与公民自治保持平衡,即国家能通过积极干预实现整体的善业,又能为公民自治留下空间。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的地方立法也应该能做到这一点。在自上而下主导型立法、自下而上自发型立法和助推型立法这三种模式中,只有助推型立法符合这一要求,所以,地方立法应该采取助推型立法模式,这才是国家治理的最佳方式。     

论金融监管立法原则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重要内容和最新特点就是金融全球化、自由化。金融监管立法原则是指在金融监管法的制定、修改和废止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依据不同原则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金融监管立法原则可以分为具有高度普适性价值追求的基本原则和适用于我国现阶段具体国情的一般原则。金融监管立法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国家(金融)主权原则、金融开放原则和金融可持续发展原则;金融监管立法的一般原则可以概括为科学借鉴原则、法治原则、行政扩张原则和注重再监管原则。     

论辅助原则与自主自治的理论要旨

辅助原则与自主自治相契合,适用于自助与互助、自治与共治的实践中.辅助原则所适用的范围涵盖了个体与组织、社群成员与自治机构、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个体的自主是社群自治和组织自治的基础,社会自治优先于国家行政,国家对社会发挥辅助功能.辅助不是取代被辅助者,自主不是封闭自我,而是积极寻求伙伴的援助,在互助合作中建立多重伙伴关系.辅助原则要求自治单位能够从分散的状态达成复合共治的态势,从而实现宜统宜分、统分结合的治理格局,进而建立基层优先、社会自治、国家辅助、复合共治的多元互济社会.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在我国现阶段,自治州、自治县是不能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主要是在“变通”和“补充”上下功夫。     

历史上澳门地方自治制度论略

自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盘踞澳门后,地方自治一直是澳门的基本政治制度。澳门是中国范围内实行自治制度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四百多年来,澳门在地方自治方面经历了中国政府管辖下的“华洋分治”式的自治、葡萄牙殖民管治下的地方自治、《澳门组织章程》颁布后自治形式新发展三个时期。本文分别对三个时期澳门的地方自治制度做了历史考察,分析了它的特点。并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澳门回归祖国后自治权的实现提供了根本保证。即将实现的澳门自治,将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它是全面的、真实的、可靠的,与１６世纪中期以来澳门实行的自治制度有着本质区别。随着澳门回归祖国,澳门人民企盼了多年的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时代即将到来,澳门历史也将掀开崭新的一页     

再论百灵庙自治运动的起因

百灵庙自治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不仅有国内的、蒙古民族内部的原因 ,也有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 ;不仅有政治方面的因素 ,也有经济方面的因素。     

论社区自治

急剧走近的“社区自治” ,既是一个热点实践问题 ,又是一个焦点理论问题。自治是一切社会组织的生命线 ;而专门机构、专政机关则是国家的根本维系。社区的出现远远早于国家 ,并将在国家消亡后长期存在下去。它是社会的物质外壳与载体 ;社会则是社区的内容和本质。社区既然属于社会范畴 ,不讲自治 ,就没有生机和活力。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和村委会覆盖了全国每一个基层社区和每一个公民 ,应当以其为主要阵地 ,以“直选”为突破口 ,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全面搞好社区工作。各级政权机关 ,兼任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双重角色 ,在充分发挥其专政功能的同时 ,尤其要全力体现其高层次自治组织的管理、协调功能 ,使我国全部社区进入健康、高速、稳定发展的统一程序。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内涵探析──再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在发展和完善着。现阶段,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应当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其一,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其二,当事人这种选择法律的权利要受到某种限制。这样来理解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符合学说与实践的历史状况,符合“原则”这种法律范畴的内在规定性,符合“自由”与“限制”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样来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符合合同关系的木质要求,符合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符合法定权利的基本属性。完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助于兼顾各方的正当权益,有助于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三个代表”与民族区域自治

从法律的视角对“三个代表”进行理性分析表明:三个代表”思想不仅是依宪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指导,“三个代表”与民族区域自治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只有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精神,才能实施好民族区域自治法律。     

民族文化教育与青海藏族自治地方社会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青海藏族自治地方文化教育取得巨大成就,但与该地区社会发展要求来讲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不仅制约了青海藏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影响到公民政治文化的整合,而且也制约了文化教育对青海藏区社会群体政治行为的积极影响。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既需要国家特殊政策的支持,同时也要发挥民间社区的作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论中国立法基本原则

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科学和法治原则。民主原则主要表现为立法主体的广泛性、立法行为的制约性、立法内容的平等性和立法过程的程序性。科学原则主要体现在科学的立法观、科学的立法制度、科学的立法方法和技术等方面。法治原则主要表现为立法权限的法制性、立法内容的合法性和立法过程的法定性。由观念更新、制度建设、作风改进等推进的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 ,对于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