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祐开科看宋元之际理学消长与士风变迁

科举考试代表着国家的学术意志,对一代学术、士风的影响甚大.理学借助延祐初科举重开被定于一尊,一方面使理学普及化,同时也斫伤了元代理学作为学术思想的活力.宋元之际士人的整体风貌,也随着科举的兴废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宋元之际诗论家的陶渊明论

与宋金诸人相较,宋元之际诸论家对陶渊明的讨论,在沿袭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延伸。其一,在肯定其气节时,流露出深闵其志的心态。其二,综合前人之言而称道其知道任真的生活态度及高逸情趣。其三,与前人相较,进行了一个新话题的讨论,即对后世诗人"和陶诗"的讨论。此外,诸人也肯定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开枝散叶之功。     

论宋元之际的"三翁"散文

宋末元初 ,巴蜀战事频仍 ,灾难深重。元蒙统治者重武轻文 ,文禁较松 ,禁锢薄弱 ,文化的发展得到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加上两宋“人文之显 ,莫盛于蜀”的余波 ,宋元之际的巴蜀散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中“三翁”(文及翁、家铉翁、家坤翁 )的散文 ,富忠贞耿介之气和爱国恤民之心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宋元之际诗论家对诗与人之"处穷"关系的反思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阐释人之处穷与诗之关系时,除了延续前人"诗能穷人"的观点外,更多的则是对此进行反思性的阐释.在诸多阐释性的反思中,既有对"诗穷后工"诗能穷人"的理论进行反弹式思考的,也有从命数的角度进行反思的,也有从立论角度反思的,也有对诗人自身原因进行思考的,也有从宽慰的心态去看待"处穷"的,也有将"处穷"引向道的涵养,以求解脱的.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之组成及群体关系

宋祥兴二年 ,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曰丙 蹈海而亡 ,赵宋 32 0年的皇脉断绝 ,同时也揭开了大批宋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身为遗民 ,“立功”一途受阻 ,他们更自觉地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 ,在文字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的苦心。而“诗词末技 ,存江山以不朽” ,于是宋元之际乱离易代的环境 ,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 ,又成就了一期遗民文学。宋遗民词即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内涵成为词在宋代发展的一个光耀而悲壮的终结。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词坛 ,江西遗民词人虽没有如江西诗派成员一样的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及共同尊奉的创作宗旨和词坛盟主 ,但他们因地缘关系、政治倾向、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同 ,彼此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 ,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诗、词、文的酬赠活动 ,构成了一个以文天祥为轴心的相对独立的地域词人群体。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出必孔明，处必渊明：论宋元之际士人理想范式的生成

仕与隐的矛盾向来存在,宋元之际尤为突出,入仕机会的缺失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陶渊明所象征的隐士风骨与“不书甲子”之忠为士人心态中的“隐”提供了寄托,诸葛亮忠臣与儒生的形象又为士人树立了“仕”的典范。诸葛亮与陶渊明形象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形成一种进退皆有道的理想模式,二人的并称也随之定型于宋元之际,“出必孔明,处必渊明”为此时的士人提供了消解仕隐矛盾的精神范式,也影响着后世士人。     

理学与晚宋士风

晚宋时期,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地位。受理学影响的士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迂腐理学之士,二为虚伪理学之士,三为实用理学之士。相应地,理学对晚宋的士风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理学既促成了晚宋奔竞之风、空谈之风、变节之风的形成,又促成了晚宋忠义之风的形成。从晚宋的历史实际来考察,理学对士风的影响,应该是不良士风占据主导地位。理学对晚宋士风的影响与作用要辩证地对待与分析。     

从士风看北宋后期士大夫的闲暇生活

受党争影响,北宋后期士风由中期昂扬向上、积极进取,转为入世意志淡化,偷安自适、任性逍遥,主要表现在以自我追求为主导,或游心物外,寄情山水,游宴饮酒来排遣内心的忧愁;或寄情于诗词、书画,聊以自娱;或耽佛习禅,以禅定之乐来排遣经世的悲痛和人生的痛苦,专心营造个体心灵的满足。     

科举: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

科举是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反映科举:直接反映科场的种种舞弊行为,对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揭露;以报恩-及第为情节模式,强调积德行善是金榜题名的重要保障;反映士人的婚恋生活,塑造了不少因科举及第而负心的典型人物形象。宋元文言小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反映科举文化,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提供了重要材料。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论宋末元初江西词人群

江西词人在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中结成群体,国亡后受到文天祥民族气节的感召,继续以 群体方式活动,有两个酬唱中心。国家灭亡的命运促使江西词人群作出深入的反思。     

江苏宋代科举论略

江苏境内于宋代科举情况可以概括如下:士人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较多;录取名次较前者很多;境内南北差异较大,南方尤其苏、锡、常一带录取名额较多;"科场案"亦有所见。这些既激励着地方兴办教育的热情,又制约着地方学校的教育内容,同时也改变了部分士子的人生命运     

宋代科举担保新论

宋代士人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必须有保官或者保人为其相关情况做担保。应举者需要被担保的内容主要有籍贯、才学、品行、服纪、职业、年龄、举数等信息,具有担保资格的主要有一起参加考试的应举者、官员、书铺等。担保者必须严格审核应举者信息的真实性,确保其具备应举资格,如果考生出现违制行为,他们则要受到处罚。     

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的文化解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王朝。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元代科举考试的显著特点是举棋不定、时断时续,其深层原因是蒙汉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综合必然经历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元代科举考试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倾向,但这主要是基于蒙古人承认差异、区别对待的权力民族配额制度的需要;至于元代科举内容和标准走向僵化,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蒙古传统文化简约、务实的特点。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状元研究

《宋代登科总录》收录了大量宋代状元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确定,除118 位文科状元外,宋代还诞生了72位武科状元、12位贡士及第状元. 宋代文状元有近八成来自于低层官员与平民家庭,与唐代形成极大反差,折射出科举考试对整个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 宋代武科状元仕途不显,而文科状元中近六成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宰执与侍从官等重要职务,这既是国家“右文”政策导向的结果,也验证了科举取士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推动作用.     

论元末明初吴中诗风的形成及演变

元末明初吴中地区活跃着很多诗人,他们的创作风情摇曳,婉娈多姿,同时,杨维桢等以怪奇诗风力振视听;这些都具有很明显的地域色彩。随着朱元璋大明王朝的建立,吴中诗风经过数次演变,趋于雅正。     

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

作为宋代主要科举时文诗赋、策论、经义,都有一个程式化的过程。科举时文的程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揭示了诗文自身的结构特征和写作规律,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不无积极意义。但将程式凝定为固定模式,而且又用以取士,不止扼杀了文体自身的活跃因素,更扼杀了无数学子的思想和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