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视角下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

从个体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过程是一个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过程。不同年龄层次的失地农民适应目标有异质性与层次性的特点,与此对应,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过程也是社会化目标的适应过程。     

失地农民市民化中的文化不适与政府责任

失地农民权益的保护,政府主要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权益,而市民化中的文化不适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后,失去了原有乡村生活的诸多自由,难以寻找到心理归属感和安全感,感觉精神生活贫乏,感到生活枯燥无味,并产生身份迷茫感.这不利于城市的和谐稳定,不利于城市化的进一步推动.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下,政府应履行良好的文化服务功能,切实关心失地农民的文化权益,充当失地农民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呵护者.     

失地农民市民化身份转换的问题研究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相伴而生的是失地农民问题,特别是失地农民在向市民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受到制度性认同模糊、乡土情结浓厚、文化适应滞后、社会保障缺失、就业空间狭窄等因素的影响,身份转换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只有真正落实失地农民的城市身份,为失地农民提供制度保障,注重人文关怀,引导失地农民实现身份转换的心理适应,积极拓宽失地农民的就业渠道,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身份转变。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化”的成因分析

城镇化所引发的失地农民问题,既关系经济发展,又关系政治稳定,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引发失地农民"问题化"的众多原因中,不平衡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其总根源,不完善的土地产权制度、征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其制度根源,现有的补偿安置方式难以维持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是其经济根源,文化适应滞后和失地农民自身因素限制是其文化根源。     

失地农民经济贫困与社区建设——以经济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

失地农民经济贫困有许多特点.从宏观的制度设置、中观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以及微观的人力资本层面入手,可以探讨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形成的制度原因及其解决的障碍.文化、教育、年龄、知识技能和生活方式等对失地农民有明显影响.社区建设是解决失地农民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     

失地农民的社区融入和社区支持研究

在失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过程中,社区融入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失地农民的社区融入包括经济生活的融入、社会日常生活的融入和社会心理层面的融入等.社区融入的过程是通过社区支持来实现的,社区支持作为一种新的支持力量,正向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渗透.在社区构筑失地农民的就业支持平台、生活支持平台和精神支持平台,可有效促进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     

社会场域变迁背景下的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基于对昆明市Z社区的回迁调查

失地农民在城市化适应的过程中,并非简单地只是身份的转变,更意味着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的彻底改变。失地农民在城市适应和融入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收入的不确定、文化价值观的不一致和心理认同感不强以及内部之间存在各种利益博弈。从昆明市第一个回迁房小区Z社区的村民来看,失地农民要真正融入城市,是一种内在式的需求,即是否要变成城市人,关键是在农民自身内在需求的驱动下而决定的。他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在各个场域灵活变通地实践着各种惯习,在不断建构着自身的社会网络的同时也在不断建构着自身的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连带关系与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基于扬州市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

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不仅取决于其拥有的人力资本,而且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利用城市弱连带的社会网络.本文重点讨论人力资本、连带关系对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失地农民拥有较高的为城市生存所需的人力资本且能够有效地利用城市社会的弱连带网络时,失地农民才能增强自身的就业能力、才能在认知以及行为上逐步适应城市生活.因此,对失地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为城市生存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培训、为失地农民提供更方便的城市社会网络服务无疑有助于提升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进而有助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居住安置的空间区位差异与弱势群体的社会适应——对江苏A市两个失地农民安置区的定量研究

失地农民作为城市弱势群体的一类,其居住安置模式主要有原地安置和偏远化安置两种.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原地安置区的失地农民与偏远化安置区的失地农民相比,征地拆迁之后的社会适应程度更高,前者在就业机会以及实际就业率方面较后者有明显的优势,对于自身目前的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交往方式更接近于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城市认同感也相对较好.而偏远化安置区的失地农民就业困难较为突出、生活满意度明显低下、社会交往受限制、心理上的城市认同感较差.显然,不同的居住安置区位对于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具有明显的影响.因此,积极探索社区混合居住的安置模式,是解决失地农民就业困难和生活困境的有益途径.     

转型期失地农民问题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失地农民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社会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在利益博弈、社会极化和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可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而这些社会风险的发生是社会制度断裂、社会发展失调和社会管理缺位的结果.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完善社会支持系统是其治理的应对之策.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