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道合一:中国美学品格的现代建构——叶维廉阐释道家自然论的历史语境

自王国维以来,宗白华、徐复观、唐君毅、刘若愚等现代学者往往赋予中国美学以非形而上的意义.海外华人诗学家叶维廉对道家美学自然品格的彰显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语境--在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对比中突出中国美学的精神实质和人文价值,因而道家的自然论成为了最为恰适的表述.形而上理论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典型,它为发掘中国美学"艺道合一"的美学精神和现代价值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但将中国美学的异质性普遍化,则容易忽视中西哲学和文学本身的历史脉络而陷入悖论处境.     

“抒情”的颠覆与重构——梁启超、王国维向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回归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代大潮中,梁启超和王国维颠倒中国传统文学观中褒扬抒情类型的文学,而轻视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倾向,将后者置于前者之上。究其原因,两人的认同向以叙事文学为主体的西方文学及观念的倾斜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所形成的影响仍挥之不去,两人在抬高叙事文学的同时,对于抒情诗词仍予以持续关注,且这一抒情情结也形塑着他们对于叙事文学的审美理想。两人其后都对自己的认识偏颇和矫枉过正进行了反省,对传统文学观的局限和西方现代性的偏误进行双重超越,打破了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的二元对立,并在向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回归中对其予以重新阐释。     

印度诗学对泰国诗学和文学的影响

泰国文学传统中存续着丰富的印度诗学元素。印度巴利文诗学理论是泰国诗学的本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味论和庄严论。印度诗学的部分原理在泰国被接受并对古典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是基于印、泰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相似性。两国诗学的相异特征则体现了民族审美经验的差异,以及泰民族在吸收异质文化过程中对原创诗学的分解、融合、改造和发展。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物、光、风

美学是一门感性学.从这种学科的独特规定看,所谓的审美即是审形象,美的历史就是世界为人呈现形象的历史.那么,形象是如何产生的?自康德以来的西方美学,以及当代中国的主体论美学,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围绕事物的表象与主体建构的关系展开的,即:人是万物的赋形者.形象的主观性就是它的审美性.但是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这种看法却值得商榷.比如对于中周道家而言,物不是僵死的客体,而是内蕴生命的有机体.这种包蕴牛命动能的物具有向形象开显的内部潜能.同时,除人之外,自然本身也存在着为物赋形的力量.如风与光.这种"物自显象"的观点,搁置了美学研究中无所不在的主体因素,将美置于自然物"本已的坚固性中".于此,"人化"不再成为自然向美生成的唯一因素,对象自身的审美价值得到了肯定.     

物与鄂伦春人的人观研究:猎业时代

具体的“物”是具体历史文化背景之物,“物”因此在某一特定文化模塑下呈现出不同的存在样态.在传统的游猎文化中,鄂伦春人对于自然物、制造物、共享物、私有物以及神圣物,对于物与人之间的地位和关系,物与社会建构等,都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分类和阐释,以理解自我以及周围的世界,并由此投射出对自然界或生活环境的看法,形成人类族群共同体独特的价值体系、认知体系和解释体系.     

"万物并作"与"天人合一":先秦生态美学思想及启示

中国先秦时期有很多实用化的美学实践和关学主张,以"万物并作"与"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美学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生态美学表达了人类对生存环境问题的深刻关注."万物并作"主要揭示自然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依生、竟生、共生的生态循环;"天人合一"则要求人的行为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先秦生态美学思想时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都具有明确的美育功能.研究先秦美学家的生态美学思想对于今天的美学研究以及美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同光体"诗学的政治意识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理论,在源头处就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两重性: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并生关系.因此,"声音之道与政通"、"诗缘政"等观念,就成为中国文学发生或解析的重要维度.本文以晚清至民初的宋诗运动(又称"同光体"诗学)为考察对象,简要勾勒该派诗学所表现出的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脉络.简言之,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自觉的主体意识通过文学表达对政治的想象、期待以及挫折,客观地再现了此时作家的心路历程.     

百合现象与“物哀”文化——日本动漫文化精神新探

百合系指女性之间的纯精神性爱恋,是日本动漫独有的题材,其渊源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的"物哀"与"知物哀"传统中。百合现象对"物哀"的契合与发扬可以从三方面论之:百合之爱是一种"本然的人情",虽有悖德之嫌,但符合"物哀"对自然本真感情的认可;百合之爱是纯精神性的灵之爱,发扬了"物哀"中重精神、轻肉体的一面;百合之爱既体现了"物之哀",也体现了"事之哀",符合"物哀"理论所提倡的双重审美的人生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意蕴

一种和谐文化.不应是一种话语的独白,而应是不同话语的对话.迥异于西方传统文化"自然向人的生成"之独白思维,中国传统文化恰恰着眼于人与自然的相互文饰而包含着丰富的对话思想.具体来说,中国古代"文化"概念源于对身体的文饰,这种文饰意味着对话,而由身体出发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儒道阴阳互补思想则是对对话意蕴的最佳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意蕴为我们构建和谐文化、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9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的理论建构

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诗学为主流的现实主义诗学理论建构,主要是在西方和前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浸润下,尤其是从"左联"革命诗学和毛泽东的<讲话>中汲取灵感和理论资源而生成的.它既发挥了革命诗学的"理知主观"之长同时又吸纳了"客观写实"之优点,其理论构成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诗中的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典型,其身上凝聚着两极对立中的审美偏移倾向;二是主观的楔入,现实主义诗学内在张力的凸显;三是对情感的肯定与认同,呈现出现实主义诗学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诗学的主体核心部分即训谕性也就是主观的人文理解要远远偏重于客观的真实性.这是延安诗学与其他的现实主义诗学的迥异之处.     

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观

现代主义文学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本土被接受,除了五四时期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思潮以及对西方现代主义(包括意象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的零星介绍为现代主义的输入廓清了道路以外,本文认为,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方以道家文化为代表的思想领地,能够接受与"不语怪力乱神"传统"异质"的现代主义.我们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情况可以发现,被接受的往往是在中国本土已有思想基础或者与传统文化存在着契合的部分;而完全"异质"或者观念落差太大的那一部分,则往往难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视域.文章对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观的主要内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发.     

文学功能的语言论阐释

本文从泛语言论的维度思考文学功能问题。指出,传统的文学功能观注重文学作品与外界（社会）的联系,强调其指向性、意动性及预期性等,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泛语言论文学功能观则将着眼点落在以本文语言特征为轴心的向心式阐释上。其以语言为中心,以本文存在的语境为经,以本文与读者的联系为纬,重点考察本文自我的语言模式的影响以及作者、读者与本文的契合程度,而将作者———本文———读者———现实这一链条上的“现实”作为一种背景或语境内化到语言之中。这样,泛语言论文学功能观就在传统文学功能观之外设定了如下两大功能：风格功能和阐释功能。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关联,恰恰体现了文学元功能的基础形态———在整体的合力的意义上有别于传统文学功能的文学元功能状态     

如何阐释中国文学

如何阐释中国文学?这原本不是一个问题.但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用来阐释文学的理论大都是西方外来理论,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学阐释学.杨义在<感悟通论>中提出建立一种"感悟学"的文学阐释学思路,他认为,感悟是中国智慧和思维能力的传统优势所在,我们应该在中西文化特别是中西思维通融的宏阔视野中,充分激活感悟思维这一民族智慧优势,立足具体的文学文本,通过涵咏浸渍与生命体验来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阐释."悟性细读"是这种文学阐释学的最基本的方法.     

试析日本人的色彩观

日本人传统的色彩观在注重感官直觉的基础上以审美为主要内涵,以华丽与素雅并立为主要特征.色彩是日本人用来表达情感和展示美感的重要手段.日本人的用色准则是对于无彩色情有独钟,对于彩色注重搭配,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成和谐.日本人色彩观的形成与日本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和宗教思想息息相关.同时,这样的色彩观对日本人的生活及文化心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观:王国维美学的重要范畴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王国维美学的重要范畴“观”。首先,审美之“观”,是以自然之眼观物,并使主体与客体双向互渗;其次,审美之“观”,还应“通古今而观”,力求在审美创造活动中揭示“天下万世万事之真理”;最后,要“出入”而观,以求得对审美对象的深层内含的深刻领悟与把握。     

迈向“虚无之物”的日常生活消费实践——一个消费者的视野

依据对日常消费实践的经验和观察,作者从消费者的视角论证：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消费实践正在快速地奔向“虚无之物”---没有内涵,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由某个中心建构和控制的、比较而言缺乏特定内容的社会形式。“虚无之物”是瑞泽尔（<')=(7）建构的一个理想类型概念,在使用这个框架之前,本文根据相关理论传统和中国经验稍加修改。中国社会消费实践>" 年来的剧变被阐释为消费革命、第二次解放和人们的选择自由。不过,作者认为,变革的社会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不仅会丧失曾经拥有的独特文化和传统,而且生活的意义和情趣正在遭到侵蚀和损害。     

道家生态智慧与深层生态学之契合

道家提倡"万物与我为一"、"物无贵贱"、"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不断被人类的道德深化所认同,这些具有明显生态维度的伦理思想,与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深层生态学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生态整体观、尊重自然的生态平等观以及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高度契合.道家生态伦理思想对现代伦理学的理论突破以及民众生态道德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在生态文明型社会的构建中,我们要立足于今天的实践活动,尊重、珍视、挖掘并进一步整合道家生态伦理资源,确立新的生态伦理观,以加快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步伐.     

论生命伦理物的价值取向和法律调整规则

自然人由伦理价值无差别性所决定的人格平等,与物由自然属性和使用价值差别性所造成的物之不平等,将人与物的法律地位明确区分。但是,当物之财产属性与人之人格利益交叉存在于同一个法律客体上时,传统民法理论所坚持的"主客二分法"在解决此问题时则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绝对化的困境。"生命伦理物"这一概念的出现,实现了上述两种利益的完美对接,彰显了法律对于上述两种利益的尊重。生命伦理物的确立是物之财产利益与人之精神利益双重价值的统一,体现着对民法基本价值和民法发展趋势的尊重。在法律的维度下,确定生命伦理物的法律调整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哈罗德·布鲁姆与浪漫主义诗学的关系探讨

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与浪漫主义诗学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通过辨析其批评理论中具有浪漫主义诗学内涵的关键词,比较其"焦虑说"与哈兹里特和基布尔"宣泄说"的内在关联性,以及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与评价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可以看出布鲁姆批评理论的深层内涵与浪漫主义诗学内涵是同质的,是对浪漫主义的框架性继承与发展。对布鲁姆与浪漫主义诗学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梳理布氏批评理论的发展脉络,从新的视角审视其"影响-误读"理论和文学经典观,进而深化对布鲁姆批评理论特质的认识。     

"兴"的艺术源起与"诗可以兴"的思想路径

"兴"是古典诗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批评术语."兴"是源于以祭坛为中心的原始艺术活动,是一种古老的诗歌类型,因此它具有原型的历史意义.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表现出中国文化思、诗交融的特点.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是礼乐背景下的一种用诗方式,是"感发志意"和"引譬连类"的思想拓展方式,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思想延伸路线.古典诗学是建立在"兴于诗"的理论基础上的,从文学发生的感兴出发,到艺术表现的兴象思想反映的兴寄和审美欣赏的兴味,都反映着兴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