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外公使与清末立宪运动

作为中国近代新型知识群体之一,驻外公使在清末不仅率先发出了要求清廷实行宪政的呼吁,而且通过一次次上书,使之酿成风潮。清廷开始仿行宪政后,他们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运动中。仅就政治活动而言,他们曾配合考察宪政大臣在海外进行考察,联名上书要求清廷以五年为期实行宪政,参与对中央和地方官制的规划,鼓吹地方自治等等。具体到个人,他们的思想认识可能会参差不齐,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立宪运动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在中国近代这个悲剧性时代,他们的活动不可能不以悲剧落幕,但同时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论清末五大臣出洋考政的社会影响

本文指出:清末五大臣在出洋考政归国后,所提出的仿行宪政的主张和方案,系统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上层部分人士对宪政的认识和谋划,从而推动了清廷“预备立宪”的实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不失为一种开明之举.但由于五大臣的根本目的是为封建皇朝“起衰救危”,因而他们的主张和方案得不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拥护和支持     

从清末辫子革命看政府的危机应对

从政府视角切入清末辫子革命的研究较少。清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舆论失控,即舆论对蓄辫政策和禁止剪辫命令的抨击,报刊舆论对1904年推行剪辫易服的误传;二是制律无效,令行而禁不止,禁止剪辫令在军、警、政界的失效,载涛、荫昌等对剪辫的纵容和放任,载沣的不作为;三是政令不一,陆军部主剪而学部等禁剪。清政府未能顺应时代潮流,没有把自下而上的辫子革命转为自上而下的运作,也就无法维护政府权威,增加民众认同。这是清政府危机应对失误和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     

简论丧礼的易服

古礼丧服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依据丧期和祭礼的变化多次"易服"。"易服"具体可以分为成服、变服、受服、除服四种情况。"成服"是依据丧制从平时的服装改变为丧服;"变服"、"受服"是成服之后,依据丧期和丧情的变化对丧服进行的改易;"除服"则是丧礼结束后,改回平时的服装。丧服制度中,"服以饰情"、"变而从宜"的思想通贯于整个丧礼易服过程中,同时也是儒家"制之礼义"基本思想的具体表现。     

康熙朝的裕裸恤商政策

清廷实行恤商政策是在平定三藩之后.为了发展商业贸易,清廷在平三藩战事结束后,把战争期间先后增加的有关销售领域的摊派减免了,同时严禁榷关官吏滥派私征.对满清贵族在市场中的垄断行为进行惩治.为使商人利益免受侵犯,即使对与吴三桂等人有过商业交易的商人也不过分追究,以免造成消极影响.康熙朝的商业政策,只是使商业经济对封建专制经济起些辅助作用,统治者无意大力发展商业.     

近代山东剪辫风潮述评

因山东人孙之獬首倡剃发,辫子成为清朝统治的标志[1].民国初年,山东剪发与反剪发的斗争特别惨烈,酿成了累累血案.由于诸多因素所致,近代山东剪辫运动进展非常缓慢而艰难,直到抗战前,辫子才基本绝迹.     

老树上夭折的立宪新芽

这是1906年9月1日,一道"预备立宪"的上谕从天而降,清廷决定"仿行宪政"。两天后,上海各大报刊登了上谕全文,民间社会从北到南,到处一片欢呼,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工商界、报界、教育界纷纷开庆祝大会,保定师生高呼"立宪万岁"口号,大唱新编的《庆贺立宪歌》。反响最热烈的还是上海,9月9日,上海城     

典礼与宪政:丙午改制有关礼部裁改的争论

清末仿行宪政,以君主立宪国官制为参照,对内官制大加改革.礼部因为此前科举立停和学部建立的关系,职能已大为清简,此时又与立宪国官制无从对应,因而面临被裁撤的命运.拟议改设的典礼院被定性为“王者上仪之专署”,不预国家政事.如此设计,弱化了传统礼制在维护王朝统治、治平天下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功能,由此引发保存礼部的争议.在不能废弃典礼、又要符合宪政原则的情况下,如何归属典礼事宜的管理,维系皇权政体的礼制如何嵌入立宪体制,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丙午内官改制时政体变革的走向和深度.     

从清初五大弊政看当时的社会矛盾

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和逃人牵连,是清初的五大弊政,为了强制推行这些政策,清廷明确宣布“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剖析这五大弊政,是认识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把钥匙。     

西医与近代中朝基督教的初传

新教传教士初到中朝时,都采用了医学传教的间接传教方法。由于他们入国的方式和行为不同,中朝两国统治者分别实行了禁、驰的政策,基督教迫于清廷的严禁和防范而借助本国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为日后华人诟病;而在朝鲜宽容的环境下,基督教很好地融合到了朝鲜民族的历史命运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1906-1908年的郑孝胥与预备立宪公会

1906年,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后,归隐上海的郑孝胥在其老幕主岑春煊的支持下,与张謇、汤寿潜、刘厚生等人一起,在上海成立了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在随后1907 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中,郑孝胥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带领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设立国会研究会,向宪政编查馆上书,请求速开国会.通过收集19061908年间郑孝胥相关活动中的言论,了解清末预备立宪时期郑孝胥的宪政观.     

清末督抚与预备立宪的宣示

２０世纪初，督抚已成为一股独立的、能够左右清朝决策的重要政治势力。日俄战争的刺激，立宪派和幕僚的推动，自身思想意识的转变，以及向清廷争夺权力的需要，使督抚们纷纷奏请立宪。作为清廷统治的主要支柱，他们的吁请，对清廷决定采行宪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刑事政策法治化视野下的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关系

作为刑事法律的制定指针,刑事政策体现一国宪政发达程度。必须以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为逻辑起点对刑事政策进行法治化。要完善、规范刑事政策法治化视野下的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关系,必须关注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客体及主体问题。     

清政府对越境朝民的政策

清前中期，中朝边界封禁甚严，越境牟利多被处死。近代以来，朝鲜多遇灾荒。贫苦无依的朝民冒死越境，潮水般涌入中国境内。对此，清廷先是驱逐，后又令其“剃发易服”“领照纳租”，实行接纳政策。宣统元年(1909)，清国籍法颁布。此后，朝民依法入籍，后逐渐形成境内的朝鲜族。     

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与范礼安的"文化适应政策"

耶稣会士利玛窦改换儒服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利氏的形象改变并非只有一次,首次易服是其入华之初采用中国僧服,而12年后改穿儒服,亦是为融合于中国文人官僚而做的社交努力。有证据表明,利玛窦多次易服不仅是仿效日本同行的类似举动,其过程还受制于修会内部传教策略之争及复杂矛盾。形象改变的本质意义在于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通行证和护身符,是范礼安 “文化适应政策”的具体表现。所谓“合儒、补儒”既非利玛窦的初衷,也是从未实现的文化神话。     

“中体西用”与新生产方式渐进——论清末洋务运动、维新新政、预备立宪之关系

从一八六一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到一九○一年以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而结束。这一年,清廷发布“变法”上谕,推出了“维新新政”。一九○五年九月,清廷又颁发了“预备立宪”上谕,准备“仿行宪政”。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清政府实行的这几次时间上前后衔接的改革措施,它们之间有无内在联系?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一、洋务运动、维新新政、预备立宪前后嬗递的思想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中体西用”论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政治互相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企图用新的更有效的手段维护其统治,然而最终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潮流裹胁而去这一历史景象在观念形态上的写照。十九世     

聂士成部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

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因列强的步步紧逼,经历了由剿到抚又变剿的转变.一部分执行清廷命令的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实行镇压政策.其中原因既与清廷对义和团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有关,亦与聂军对义和团的认识有关.     

论40年代两次宪政运动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

20世纪40年代的两次宪政运动与中国民主同盟有着密切联系,其发展大致可以经历三个阶段:1."九一八"前后的"人权运动"和国民党的民主政策使民主知识分子得到初步整合。2.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兴起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而运动的失败又促使其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第二次宪政运动兴起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进一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改组后的民盟全力投入到宪政运动中,但最终与宪政运动一起受挫。两次宪政运动与民盟的发展有如下启示:1.两次宪政运动与民盟是交织互动的;2.民盟与宪政运动的发展命运说明中国宪政与政治环境之间关系的特殊性;3.民盟与宪政运动的发展命运也揭示了政治现代化中宪政与政党关系的一个悖论。     

论叶名琛的对外交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系

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英法两国和清朝政府都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叶名琛办事不力。但在事实上,叶名琛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受到清政府的褒扬。清廷之所以将广州失陷的责任归咎于叶名琛,一是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没用的臣子,没有昏庸的君主;二是清廷想设法以此转圜。而英法两国对叶名琛的责难则是想以此为武装侵略中国的借口。     

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随着近世①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几千年"大一统"传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至清康乾盛世下也发生着变化.清廷在继承封建统治体制和观念的同时,也在潜意识的作用下加强了对中国的统一.其中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就充分体现了此点.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廷通过几次对藏用兵和体制改革,最终使西藏由中国传统的藩部转变为受中央政权有效统治的地方必要行政区域.虽然其问清廷在某些政策的运作上还存在不足,但此举却极大地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等藩部的统一,并最终促使传统的"大一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