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的演进路径与未来走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历程,经历了目标探索、框架构建和完善体制三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确立。目前,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之上,改革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呈现出新的走势。     

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历程的启示

中国医疗保障是从体制转轨到制度创新的改革历程表明：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与完善直接关系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能否基本确立;选择一个博各国之长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中国经济学60年的发展线索和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学60年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是一脉相承的.建国60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与改革方面大体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准备阶段、计划经济阶段、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阶段、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改革40年的历史方位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40年的光辉历程,从市场取向的改革,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再到初步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一系列的相关改革波澜壮阔。在这历史进程中,我们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使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历史和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40年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中国现代化史、世界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乃至人类历史上都具有显著的历史方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的演变、特征与发展对策

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其中,作为高等教育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式到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分权型体制的嬗变,并于20世纪90年代后形成了"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的演变历程进行梳理,总结和探析中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演变特征与经验,并对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提出因应之策.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思考

从今年初开始,以新企业法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法在苏联生效,改革出现了新的局面,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入80年代以后,改革也进一步深入,受苏联改革的影响,现存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似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改革无论就其动因而言,还是就其结论而言,都不能把它说成是单纯的“经济”改革。它包括不时出现的各种趋势,是社会体制整体改革的一部分,是基本部分,现在也依然如此。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提出这种“体制革改”的课题大致上是在50年代的后半期,但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体制改革都有着复杂的内容和性质,是在崎岖曲折的道路上进行的,经过30年的历程,现在似乎正朝着探索新型“体制”的方向迈进。笔者在把苏联的改革当成是探索新型“体制”来看待之前,对现存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察。尽管现在还尚未到可以确定改革的深度的阶段,但仍有必要对上述考察的框架进行新的探讨。     

论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法律体制的构建

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大大推动了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浪潮;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50条《决定》,使改革进入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为内核的新阶段。这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这一突破势必给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制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即使是最简单的市场关系,也是以一系列法律规则为基础的。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受法律规范、保障,并严格按照法制运作的经济。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同步进行,使经济体制改革能在法律的引导、制约下有序地进行。     

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

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和体制创新的30年,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回顾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分析认为,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内涵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本特征是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宏观调控上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基本框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体现中国特色,更好地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     

五十年巨变: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本文讨论了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得失利弊,阐述了１９７９—１９９９年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确立,勾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笔者认为,从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年,我国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深层却经历了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换代”,对这一实践历程进行理论思考,对于重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改革30年：历程、成就与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大体经历了初始改革、全面改革、曲折改革、深化改革和攻坚改革等五个阶段。经过30年的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基本废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制度转型尚未完成,尤其是一些障碍改革的“瓶颈”未能取得突破。30年的经济改革成就非凡,举世公认,但经济社会发展依然存在着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基于此,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应当不断增强对改革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树立以“人本、公正、共享”为特点的科学改革观;调整改革重心;转变改革方式;提高执政党的改革能力;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     

“村改居”社区组织性整合研究

针对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社区整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对某社区的调查,探讨组织性整合的发展情况。指出加强组织性整合必须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完善社区保障制度以及发展社区组织。     

薪酬委员会设立、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

以自愿披露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以“最优契约论”和“经理人权力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不同产权性质下薪酬委员会设立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而非国有企业中则相反;进一步细分国有企业发现,央企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薪酬业绩敏感度,而地方国企则相反;通过对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在相对业绩高和业绩上升时,地方国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其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在相对业绩低和业绩下降时,央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这意味着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央企和地方国企以及企业不同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情况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作用不同,地方国企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具有为其高管辩护的经验证据,更符合经理人权力理论.     

信息沟通的重要性——确保审计委员会的有效运作

通过对审计委员会基本职能的分析,表明审计委员会与公司内部和外部各方的信息沟通分析是发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的保证.同时,进一步剖析了审计委员会在其内部以及与公司治理其他方面的信息沟通机制,提出要发挥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和财务报告中的作用,必须保证审计委员会内部的有效运行,保证它与管理层、内部和独立审计人员、董事会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并对审计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的运用提出建议.     

论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条件及召集人的确立

我国当前业主委员会成立难的问题在各地普遍存在.因业主委员会的缺位引发的矛盾频频发生,严重影响到物业小区的业主自治.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制度设计不完备.<物业管理条例>没有对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召集人以及业主委员会的成立条件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地方性法规虽有规定,但是做法不一,欠缺体系性.解决业主委员会成立难的困境,应当构建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度.     

当居民成为业主--试论城市社区居委会与业委会的整合

从城市住宅私有化的基本事实出发,探讨了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前提、基础,分析了居民委员会行政化现象及其产生背景,着重论述了业主组织的地位作用.对业主维权现象的普遍性、业主与居民身份的局限性、物业使用人参与社区自治的权利限制、房产所有权与居住使用权关系、群众性自治的内涵等作了剖析.力求发现蕴藏其中的城市基层社会自治的原动力和自治组织构建的深层逻辑;并以此论证了居民大会居委会与业主大会业委会两者的共同性,指出了两者合二为一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所包含的城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价值.     

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效果、问题与对策建议

通过对池州市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调查,我们发现,历经六届村委会选举,农村民主选举从形式到实质内容、从观念到具体运作,获得了实质性的进步.民主选举已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生长点"和田野希望.必须及时总结换届选举经验,加强和完善选举的制度安排,科学规范和指引选举操作,把村委会换届选举扎扎实实地进行下去,切实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谐乡村.     

《村组法》实施办法中的村委会职能规定比较

各省《村组法》实施办法中的职能规定是村委会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据。通过比较各地的实施办法及《村组法》中关于村委会职能的法律条文,我们发现:一方面,实施办法对《村组法》中的职能规定主要是大量重复,在实施方式、方法以及步骤上起具体化作用的虽然有,但并不普遍,尚未实现中央立法的"本土化"。另一方面,省际之间实施办法的职能规定差异极少,绝大多数立法不能反映地方色彩。此外,近十多年来,国家涉农政策及农村环境均发生重大变迁,但很多省的实施办法未能与时俱进。     

审判委员会机制探微

本土文化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审判委员会制度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审判委员会存在的问题凸现。从如下方面探讨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明确提交审判委员会案件的范围,成立专业委员会,将法院研究室作为审判委员会办事机构,对审判委员会委员实行考核和任期制度,完善审判委员会运作方式的设计,其对于法院改革和立法均有参考价值。     

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的实践与思考

近几年来,地方人大工作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其中区县人大常委会街道工作委员会的蓬勃发展是地方人大工作的一项成功探索,人大街工委的设立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重要的制度价值和明显的实践作用,但是人大街工委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影响其发展和职能发挥的问题,建议在立法上明确其性质、地位、职责、组成等,以便引导其健康发展,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董事会战略信息的获取:传递路径、两难困境与方式选择

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战略决策机关,战略信息传递的有效与否对其能否形成科学战略决策至关重要。本文认为,在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信号支持的条件下,应从公司内部构建有效的战略信息传递机制,以保障董事会战略决策的科学性。论文分析了从一线员工、职能部门、最高管理层直至董事会的战略信息传递路径与信息传递中的两难困境;进而指出,为有效解决信息传递中的两难困境,应构建以科学决策而不是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董事会与管理层关系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