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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春,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南孤山西坡笔架山顶,窖藏坑内出土六件青铜器,计有:方鼎1、圆鼎2、罍1、簋1、钵形器1件。出土时器物皆立放置,上口平齐,依器高矮坑底呈斜坡状。本期封二选发其中四件,如下: 兽石蝉纹鼎:通高36.5,口径30,腹深17.6,足高14.2厘米,口呈椭三角形,腹较浅、腹下部外鼓、直耳外撇,蹄形足。腹部两层花纹、上部兽面、下饰简化蝉纹、雷纹衬地。夔纹鼎:通高36、口径27.7、腹深17.6、足高14.4厘米,直耳、圆腹、蹄状足、腹起六棱,将腹分为三面六组花纹,每组颈上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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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轩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5,(3):101-104
“鼎”是所有青铜器物中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器类,其器型演化多样,形制随时代推移而多变。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两件扁足鼎形制特殊,为现存商周青铜鼎所仅见。两件扁足鼎上铸有“史”字铭文,结合前掌大墓地出土大量带有“史”铭的器物,探讨“史”族迁徙分布情况及大量出现于泗水流域的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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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词义的嬗变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假孔子之口曰 :“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徵之矣。”吴小如先生认为 :“文”泛指各种文字记载 ;“献”之繁体字从偏旁讲为鬲属 ,鬲为鼎属 ,皆古器物名 ,多用以盛祭品。者 ,盛犬于中 ,以献祭祖先神祗 ,是会意兼形声字 (亦声 )。因疑“献” ,乃前代器物 (礼器、祭器 )的泛指 ,文献之初义正与考古学界之“文物”一词相近① 。吴先生此论甚是。盖器物作为“礼”的现象之呈现 ,体现了特定的礼义名数 ,是先哲观天察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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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用器之进化,由石器时代,而銅器时代,而鉄器时代。吾国于殷、周之际,通行銅器,其种类之丰富,鑄冶之精美,有非后代所能及者。秦、汉以还,乃日即苦窳。而当时遺制,后世极少流传,偶有所获,視为至宝。其对于古器之观念,可分三类: 一、以为祥瑞者:如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26年),得鼎汾水上,因是改元(《汉书·武帝紀》应劭注)。四年六月,汾阴后土营旁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縷无款識。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宝鼎,謂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史記·封禅书》)。宣帝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議,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以张敞上議而止(《汉书·郊祀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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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鼎象物说 总被引:6,自引:0,他引:6
鼎的出现据说可以追溯到仰韶时代。最初用陶土烧制而成 ,不过是日常生活所用的炊器 ;后来 ,随着祭祀活动的发展和青铜时代的到来 ,而变成了祭器和区分贵族等级身份的礼器。“铸鼎象物” ,则是说用九州所贡之金铸鼎 ,并把从远方图画来的各种物象铸于鼎上。这样做的目的 ,首先是为了让民众周知何物为神 ,何物为 ,其最终的实际功效是可以让人们在出入山林川泽的时候 ,不再遇到不利于己身之物 ,夏王铸了九鼎 ,一下子便解除了古代人类生存和发展中所面临的最主要的灾难。在上的帝或天自然会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很乐意把治理天下的权力交付给他们 ,九鼎的神奇之处并不在于它是否被用作祭器 ,而在于它上边铸有许多奇异的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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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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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禹鼎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在陕西岐山县之任家村(距法门寺五里)出土。其文献价值似同子盂鼎、毛公鼎等器物。五一年徐某献給政府后,西北大学陈进宜先生曾亲摹拓本并与侯外廬先生商榷十余次而作“禹鼎考釋”(載光明日报五一年七月七日“学术”第四十期)并注明其中所引“武公”当为“卫武公”。后郭沫若先生亦从其拓本略为改正补充,并加以标点,作“禹鼎跋”(見仝上)确定此鼎与不(?)簋、噩侯鼎、敔簋等器同属于周历王之世。而此鼎銘文又与宋人薛尚功所录之“穆公鼎”銘文相同,故知为一人之器物,而薛氏釋“穆公”为“秦穆公”。張筱衡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十月所撰此之,与以上諾家釋文有所出入: 一、第一行“穆公”薛氏釋为秦穆公,而此文釋为召穆公,即召虎,召公奭之后,禹之祖。二、第二行第九字、諸家均釋为“武”,而此文釋作“趋”即桓公、禹之父、穆公之子。三、噩侯即申侯,周宣王之元舅、幽王申后之祖。四、第十一行倒数第二、三字薛氏作“寿子”而此文釋为“寿父”作人名,即郑伯友,幽王亲叔,忠于王室者。五、第十二行倒数第一字薛氏作“爵”郭作“肆”而此文釋为虢,即虢武公,虢石父,褒姒之党羽。六、所纪战役系“竹書記年”所載幽王十年“王师伐申”之役。七、因确定此鼎当铸于周幽王十年(公元前七七二年)。其考釋方法,系以文字証史实,以史实証文字,并通之以古音古义,旁徵方言,自成一說,現在刊登出来,以供研究古史、地者参考討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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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商时期,墓葬随葬陶器数量较少,种类单一,有鬲、鼎、豆、簋、罐、钵、盆、爵、斝等。墓葬陶器组合尚未有较为固定的形式,陶器组合多为炊食器而少酒器,与殷墟晚商墓葬重酒器组合有很大不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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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山功德主为己任”——徽商在经济方面对佛教的支持清代江登云等撰写的《歙风俗礼教考》载,古时的徽州人并不崇尚佛教:“徽俗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所居不过施汤茗之寮,奉香火之庙。求其崇宏壮丽所谓浮屠老子之宫,绝无有焉。”但是,明万历时为什么会在徽州,发生轰轰烈烈的尊佛开发盛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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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山西冶铁业的发展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山西省素称“煤铁之乡”,采煤冶铁的历史悠久。到了明代,冶铁生产更是发展到了空前的水平。其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技术之高,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成为中国冶铁生产发达的地区之一。本文拟就明代山西冶铁业发展之概貌、原因及其经营方式作一初步探索。山西省的冶铁业始于何时?根据山西省博物馆藏太原市义井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铁凿、铁斧、铁刀各一把的文物,和《左传》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记载:“晋赵鞅,苟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说明晋国铸刑鼎时曾向民间征收铁料,山西冶铁业生产当应始于此。以后经战国、秦、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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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孝遂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2,(2)
(一) 《舀鼎》銘文是研究周代社会历史的一項重要資料。据阮元《积古斋鐘鼎彝器穎欵識》所說,該鼎乃毕沅得之于西安(4.40)。因此,当是清代中叶出土于陝西。原器早已亡失。据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乃是“燬于兵火”(2.24)。它的形制我們現在只能从《积古斋鐘鼎彝器欵識》的描述中窺見其大略:“高二尺,圍四尺,深九寸,欵足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