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探析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深远意义。针对“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现实挑战,各地应该加快建设数字化信息基础设施,大力实施乡村产业和生活数字化建设,培育数字化专业型农村人才,不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浙江省作为“数字乡村”建设改革的先锋队,可以将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模式树立标杆,进而不断带动全国进行示范和推广。“数字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未来图景。     

近一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冶和“乡村发展冶的认识紧密相关。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冶与“农业冶、“乡村发展冶与“农业发展冶相提并论。 如果不能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着力乡村社会建设,即便在经济发展上用尽全力,也将事倍功半。     

“四直为民”: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治理协同机制的探索

[提要]改革和市场经济加快了乡村社会结构性转型,加强了村庄共同体再造和合法性资源更新,当前进行本土性、融通性的底层治理设计,有利于农民群体更多更好更公平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所探索的党群直议、干群直通、县乡直达、民生直办的“四直为民”机制,显示了村庄内部认同性资源和外部效能性资源的治理作用及协同性合力,既为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提供宝贵的理论支撑,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力的行动支持。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时代的到来,为避免农民陷入城乡二重性生活方式的困境,村庄治理要契合治理多元化、系统化、本土化的需要,发挥基层群众自治权利,激活村庄治理合法性资源,进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参与式、自主性治理,以制度化方式明确各个治理主体的行为边界以及协同模式,提高协同治理的绩效,使新时代乡村治理走向全面协同的新境界。     

农业高校助力解决乡村人力资本“短板”的新进路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才振兴是关键,破解乡村人力资本瓶颈问题,农业高校能发挥独特优势。乡村人力资源向城市转移,随之出现乡村人力资本存量减少、素质整体偏低、结构不合理、引进与回流困难等“短板”。其深层次原因是乡村产业发展带动不够,教育培训开展不到位,优质人力资本外流严重,乡村人力资本环境不佳等。基于此,提出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带动乡村人力资本规模形成;加强教育培训支持,促进乡村人力资本素质提升;推动人才培养创新,弥补乡村人力资本结构性紧缺;助力乡村环境改善,促进乡村人力资本合理流动等建议。     

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兴的“启航器”

以保证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路径。在阐述粮食安全含义、以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兴现实可行性以及二者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以粮食安全引领乡村产业振兴、以粮食安全助推乡村生态振兴、以粮食安全带动乡村文化振兴、以粮食安全拉动乡村人才振兴、以粮食安全牵动乡村组织振兴”的乡村振兴之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栏目征稿启事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总要求。2017年12月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绘制了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时间表:第一步,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第二步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三步,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类型学视角下的“同乡同业”与乡村振兴

现代语境中的“同乡同业”尽管与城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更多体现了对“城”的影响,但在乡村振兴的今天其对“乡”的作用也日益被重视。从类型研究视角将“同乡同业”按照一定的标准分为“聚集生产”型、“聚集消费”型、“分散消费”型和“分散生产”型四种。不同类型的“同乡同业”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不同。“聚集生产”型往往通过在地特色产业、人才的回流等推动乡村兴。“聚集消费”型更多是通过回乡消费或者向家乡捐款、资助等形式贡献于乡村。“分散生产”和“分散消费”型则结合了上述两种类型的作用,其在外发展的状况使得其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与“聚集消费”型相似;而其创立在地品牌、在家乡开拓原始产业形态的状况又使其具备与“聚集生产”型相似的作用机制。不同类型“同乡同业”要想充分发挥其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政府的引导机制将会有所不同。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丽水方案”的成效与经验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的有力支撑能够保证乡村振兴具有稳健的脱贫基础以及可持续的脱贫成果。浙江省丽水市在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通过金融创新,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基础服务体系,金融惠农支农效果明显。“丽水方案”为打造农村金融新模式、推动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高质量融合发展、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的路径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通过分析丽水农村金融实践的基础优势和取得的成效,预测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未来发展方向,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发展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围绕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对做好2021年及"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做出系统部署。"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党的十八大以来.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第四届中国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将粮食安全及相关农业问题之于现代社会的整体性意义再一次凸显在公众视野之中。2020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第四届农业社会学论坛以“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为主题,设置多个相关议题,旨在不断丰富农业社会学研究内容,拓宽学科视野,为理解“三农”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新的视角和解释路径。论坛还对农业社会学学科发展进行了研讨。     

践行“四力”与媒体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目前国家大力提倡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振兴被放在重要地位。讲好媒体融合时代乡土故事,深挖城乡情感共同体的内涵和价值变得非常必要和迫切。文章从发展传播学理论入手,以大众媒介传播功能与效果为研究视角,探讨主流媒体传播力的提升路径。研究认为,深耕乡土中国就是要把“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贯彻到乡村地区,当“四力”与媒体融合相向而行,便赋予了中国乡土新闻实践强大的创新驱动力和时代影响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粤西“年例”文化传承发展策略

年例是粤西乡村传统文化的记忆,体现着乡村民众的思想智慧和文化性格。它以古老的文化表现形式阐释着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的积极价值取向,构成了粤西百姓的精神寄托。当前粤西年例在社会认识、政府主导、传承主体及发展模式等方面遭遇困境,需要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探寻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策略,使其有利于凝聚乡村力量,引领乡村文明风尚,促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要素配置与制度安排——“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峰论坛综述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约束。基于对我国新时期发展阶段转变与攻关期的时代特征的科学研判,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形势和任务的基础上,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进行了七个方面的重大部署,明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纲领和路线图,为新时期"三农"工作尤其是"农业农村如何优先发展"提供了根本依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对当前社会发展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判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于提高农村农业发展新动能发掘和民生改善,让广大农民获得感提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侧重于通过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环境保障,努力实现不均衡发展过程中的结果均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城乡协调、区际交互、产业关联、文化冲突、秩序重构等多重内涵,是涵盖社会治理、产业发展和乡村文明等多维领域的全面进步和全面振兴,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政策顶层设计、转变发展理念、高效配置生产要素、优化经济结构以及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开展符合乡村发展规律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藉此,江西农业大学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办,江西农业大学科技处、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编辑部、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携手承办了"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峰论坛,并得到了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农业厅等部门的支持。论坛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协调等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依托城乡共融发展理论,结合国内外乡村治理与城乡协调发展实践,探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的农村农业发展新思路,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促进我国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目标。     

“家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实践探索

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经济的振兴,而是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而 “文化”建设乃是五位一体系统工程中的核心,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基石。现阶段美丽乡村建设升级过程中,应以“家文化”内涵建设（修身齐家、孝悌忠义、诚信友善、谦敬和合）为中心,以“敬老爱小”为抓手和切入点,以相关激励措施为保障,以乡土文化为载体,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有力推动新时代城乡一体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效率及区域差异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立足于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愿景,采用超效率MinDS模型测度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建设效率,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全面揭示和识别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研究发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效率大体呈上升趋势,并兼具“东高中低”、“南北差异均衡”的区域特征;四大板块中,板块内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南北方地区内差异相近;四大板块的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则是南北方差异的主要来源。在新发展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研究结果对于全面协同提升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效率,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启示。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问题研究

研究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演变脉络及其独特性,特别是深刻认识中国三农问题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背景。充分考虑乡村振兴战略所涉及的各类资源要素的特殊性,研究资源要素-资产转换机制问题的有效构造,是乡村振兴推进及战略目标实现的重中之重。而要制定有效解决资源要素向资产转换的政策,关键是要理解各类要素-资产转换(包括不同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的内在机理,特别是动力机制和障碍因素。基于"要素-产业-资产"转换的基本框架,揭示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统筹整合的内在机理和影响因素,探求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发展的最优路径和管理模式,以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及质量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乡村振兴战略整体上看是一个农民、农业与农村联动问题,从"三农"问题统筹整合的视角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小康”视域下新时代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农村“文化小康”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以农村“文化小康”体现的农民主体性、农村进步性、国家发展性三重价值维度为基础,深入剖析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乏、政府主导性缺失、社会关怀度不够的突出问题。提出以切实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激发文化建设内生动力来加强农民的主体性与本位性;以保护与发展农村传统文化、特色文化、优势文化,努力推动农村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来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复兴;以坚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来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农民,是农村“文化小康”视域下打破农村发展困境、助力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路径依据与路径选择。     

“情感地理”研究进展及其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20世纪初在西方地理学“情感转向”的背景下情感地理学研究兴起,重点关注情感对空间和社会的塑造,但并未在国内引起重视且缺乏将其与中国背景结合的深入探讨。在情感地理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将2000—2022年国内外有关情感地理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并在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中国乡村情感地理研究。研究发现：(1)情感地理是一门立足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研究对象是人、情感、地方三者之间的关联;(2)情感地理演化分为着重关注情感(2000—2009年)、情感联结群体扩展(2010—2016年)和情感跨学科多元融合(2017年至今)三个阶段;(3)2017年后情感地理研究关注微观人际互动、中观社团组织和宏观地区全球三个层面,其中,国外研究主要聚焦于如地缘政治、资源冲突、弱势群体等,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旅游地的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等。研究表明,未来需重视情感地理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研究,与乡村地理学共同构建中国情感地理体系,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