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扶贫,两场战役都要赢

2月中旬,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产业扶贫工作的意见》,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产业扶贫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撑。疫情未退,但脱贫不能等。面对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各地扶贫工作者坚守基层一线,既做疫情防控“守护者”,又当脱贫攻坚“带头人”.     

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组织力锻造分析 ——以江西赣州S畲族村为例

[提要]民族地区是深度贫困主要集中地,后脱贫时代面临的返贫风险、相对贫困等问题相对明显。组织相对个体在解决问题上具有更科学决策、更高效率的优势,组织化脱贫是可持续脱贫维系之径,这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力为后盾。基于组织力涵盖组织目标力、组织结构力、组织领导力、成员关联力的建构,文章分析了江西赣州S村畲族贫困村近年来经由基层党组织“统揽”、乡贤“亲为”、两新组织“发力”、地方性知识“发光”等途径打造组织化脱贫体系,提升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成功经验。提出“民族脱贫共同体”是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的努力方向,需要在组织化脱贫目标、组织化脱贫结构、组织化脱贫领导、组织化脱贫成员关联等方面着力,以此作为锻造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方向、基础、引擎和保障。     

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发生逻辑

“干部积极干，农户站边看”的贫困群体脱贫逆化现象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的高效开展。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发生逻辑首先在于小农理性下受利益驱使的农户形成争当贫困户的“自愿型贫困”，造成贫困农户“不愿”脱贫；其次，贫困农户在贫困识别、资源匹配和脱贫行动选择方面因决策受限形成“边缘化治贫”，造成农户的“不能”脱贫；最后，贫困农户受贫困文化影响导致“精神贫困”，造成贫困农户的“内卷化脱贫”。因此，需要从增加贫困农户脱贫意愿和强化贫困农户内生脱贫能力两个维度来构建贫困农户的有效脱贫主体性。     

乡村研究三部曲：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实现共同富裕

理解和把握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不仅是有效指导当前“三农”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这些难点,中国西部贫困治理研究团队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农村一线,走村入户调研,紧紧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主题,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典型与普遍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其发生与发展、价值与意义、举措与方法、评价与案例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坚持大历史观,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历程与经验。在贫困治理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饥寒交迫”到“全面小康”,经历了“制度变革”“社会救济”“体制改革”“开发扶贫”“整村推进”“精准脱贫”等扶贫阶段,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物质成就,也形成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锻造了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其次,坚持系统观念,全面阐释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农村扶贫的城镇转向及其进路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如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农村场域中开展了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冀望农村贫困人口能够“如期脱贫冶。 中国农村扶贫工作主战场始终在农村,采用的主要是政府为主导的“强力冶式扶贫,然而,现实中农村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是通过进城打工方式脱贫的。 虽然在这种脱贫方式中农民拥有更多的主动权,成本低,实施也比较容易,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政府没有将农村扶贫转向到城镇,更没有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开展城乡联动扶贫工作。 如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以“人的城镇化冶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政府需要将农村扶贫、脱贫工作融入到城镇化发展中,进而更好地引导、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进城脱贫。     

新内生发展视阈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对于贫困地区而言,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通过全社会广泛动员和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同时,乡村社会也显现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为了建立稳定脱贫和预防返贫机制,需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视阈,通过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可行性,认为资源、参与和认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因素。在整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资源”基础上,拓展农民参与各项政策的途径,增强农民对农村的认同感,能够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保障稳定脱贫和乡村发展。因此,在脱贫攻坚即将圆满完成任务的关键节点,要加强在“资源”“参与”“认同”三个方面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充分激发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形成长效脱贫致富机制。     

后脱贫时代脱贫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2020年国家脱贫攻坚任务就将结束,脱贫后脱贫村的振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要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因此,刚刚摆脱贫困的脱贫村亟需从治理有效着手推动乡村振兴。但脱贫村的治理面临着内生治理能力不足、行政化扶贫力量淡出、脱贫村内部矛盾激化以及乡村振兴的多重压力和挑战,亟待优化调整。实现脱贫村的有效治理可以从构建合作治理模式、重塑困难群体合法性、建立开放的农村治理体系以及强化村民内部政治参与等多个角度推进。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同步小康视角下精准脱贫模式选择

中国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江西省要实现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就需要比其他地区更快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基于江西脱贫攻坚实现同步小康的现实基础和"十三五"江西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以及对江西省多个贫困县和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等省区的大量调研,提炼出对江西省下一阶段脱贫攻坚有影响的5大方面、10个有代表性的精准扶贫模式,并结合江西省不同贫困地区的实际,提出不同地区下一阶段精准脱贫模式选择的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背景下经济强省脱贫地区常态化帮扶的财政政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江苏经济实力整体较强,但区域差距依然存在,苏北脱贫地区已经成为江苏协调区域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明显短板。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物质保障。近年来,江苏通过各项财政帮扶政策支持苏北脱贫地区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存在发展目标不明确、财政资金投入保障机制不完善、“造血”能力不足、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对此,建议明确苏北脱贫地区发展目标、完善财政资金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造血”能力、提升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绩效。     

伟大脱贫精神研究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让全国人民一个也不落地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彻底解决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这项伟大的事业、伟大的实践,既需要伟大的精神支撑,也必然会孕育伟大的精神。这一精神的核心就是人民至上的革命精神、全民战贫的协作精神、共富强国的担当精神和精准必胜的创新精神。这一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延续,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真实展现,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内容、增强“四个自信”的强大支撑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精神的新动能。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面前,弘扬无坚不摧的伟大脱贫精神必能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针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攻克最后堡垒”的治本之策,提升已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农户生计满意度,是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选取重庆市酉阳县已脱贫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科学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定量测定基础设施、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三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内容与“已脱贫户”生计满意度间的内在关系,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条件对于脱贫户满意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生计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户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度。     

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数字经济能否接续助力？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现阶段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在有效衔接时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日渐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助力农村从“脱贫”到“振兴”发展,起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助推效应具有持续性。当各地区处于不同衔接程度时,数字经济的助推效应具有差异性,地区衔接程度低于50%,数字经济的助推效应最显著。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留守妇女的新困境

建党百年之际,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妇女已然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半边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脱贫摘帽后的农村留守妇女群体却悄然发生着新的变化。根据实地调研,农村留守妇女被区分为四种类型,她们面临着新的困境。新困境交错重叠,长期存在,单纯依靠农村留守妇女自身的力量不会迎刃而解。在这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理清脱贫摘帽后农村留守妇女的新类型,正视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的新困境,有助于激发她们在乡村振兴中的内生动力。      

新冠肺炎疫情下乡村防控主体的角色透视、行为偏差与激励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乡村防控主体的一次重要考验,乡村疫情防控是全国疫情防控的基础堡垒,打赢乡村疫情防控阻击战是取得全国疫情防控胜利的基础.在乡村疫情防控过程中,以乡镇干部、基层干警、村居干部和社区工作者、乡村卫生医护人员、志愿者等为主要代表的防控主体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奋战于乡村抗疫一线,为乡村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巨大贡...     

脱贫人口语言能力提升的新维度与新途径

脱贫人口语言能力的提升是助力脱贫群众不规模性返贫、发挥脱贫群众自身“造血”功能的重要因素,能激发脱贫人口内生动力,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民族团结。提升脱贫人口语言能力有新的维度和途径：从“推普”助力摆脱绝对贫困,到注重提升个人综合语言素质,以促进个人全面、可持续发展;从提升普通话能力,到注重培养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多语能力,以拓展个人发展空间;从根治传统贫困,到注重战胜多维贫困能力培养,以适应新型社会发展要求。提升脱贫人口语言能力应该多方面、多维度分“点”发力,最终实现脱贫人口不返贫,且具备防止新型贫困的能力。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 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研究

[提要]提高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质量是目前脱贫攻坚的关键。文章在界定“脱贫质量”的基础上,给出了脱贫质量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贫困的特殊性,提出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选择及相关政策建议。文章提出的提高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脱贫质量的路径选择是：持续高速和包容的经济增长是提高脱贫质量的基础;禀赋结构升级是深度贫困地区提高脱贫质量的最优先选择,包括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效提高农村的组织资本,切实加强农村幼儿教育、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水平,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大决战;助推产业发展,提高产业的益贫性,为高质量脱贫提供产业支撑;建立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激发内生动力,是提高脱贫质量的根本;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保险体系,筑牢高质量脱贫的底线基础;建立2020年后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援助体系。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仁化县43吨果蔬捐赠一线防疫人员

2月20日上午,在仁化县柑橘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品控中心,一辆挂着“风雨同舟,助力抗疫阻击战”横额的大货车,满载着茂谷柑、沙糖桔、沙田柚、包菜等果蔬,带着温暖和关爱赠送给一线的防疫人员。在此次果蔬捐赠行动中,仁化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积极牵头组织和加强与各企业的沟通协调。     

后精准扶贫时期广西农村脱贫困境及深层原因探析——基于对山区贫困村的调研

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基层农村的贫困现状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基于在山区贫困村的调研，并结合扶贫的现状，认为造成当前农村脱贫困境的表层原因是精准识别的“局限性”与精准扶贫内涵“精细化”相冲突，精准识别的“层级化”与客观现实的“复杂性”不对等，帮扶措施的“大众化”与贫困户需求的“多元化”之间存在矛盾，帮扶方式的“物质化”与贫困户内在的“精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精准扶贫的“暂时性”与贫困户内在的“精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村级干部综合管理水平低、带富能力不足，贫困户脱贫能力受限、生存能力低。困境的深层原因是结构性分化与社会转型，农户在社会的交互中本体性价值缺失，失去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