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上的技术变迁——以江南农业为例

本文整理了江南地区的人口、土地、资本和农业产出的相关资料.这一资料的时间跨度为明朝中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在数据整理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农业生产函数,对江南农业在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作了初步的估算.结果表明,江南农业生产倾向于土地节约型的技术创新.传统技术的进步仍然存在,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具有相当的潜力.改造传统农业要注重节约土地型的技术突破,将现代技术的变革与传统有机农业的优势结合起来.     

明代中后期环渤海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作为明朝京师门户和辽东前线及后方基地的环渤海地区 ,明政府对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非常关注 ,明朝中后期在全国经济繁荣的形势下 ,本地区的农业发生了一些变化。农业技术的推广 ,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方式 ,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为满足京城和辽东前线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军队的需要 ,经济作物也有一定的发展。     

政繁赋重,划界分疆:清代雍正年间江苏升州析县之考察

雍正二年江苏苏、松、常三府大规模升州析县,为明清江南县级政区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从赋税征收和官员考成角度考察,这是当时当地赋税征收的难度超出了官员考成的合理程度的结果,着眼于解决官员个人能力所及和征收钱粮过多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分摊官员赋税征收和繁剧事务的责任,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分摊赋税负担".赋税轻重、事务繁简、官员考成与政区大小从而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从唐至五代润州经济的发展与变化看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

唐至五代时,润州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是江南的典型.农田水利建设比较兴盛,是南方水稻和粟、麦生产较为重要的地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迹象十分明显.在纺织业、金银器制造业和造船业等方面较有特色,产品受到人们的喜爱.润州城市的经济功能开始增强,城市消费的水平不断提高.润州是江南北部地区的交通枢纽,水陆交通纵横交错.然而唐末五代,润州作为江南北部经济中心的地位却在逐渐丧失,这其中有着比较复杂的原因.     

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

<正> 农村墟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探测器.它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商品化程度、交通条件和人口密度等因素.明中叶以降,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墟市所呈现的繁荣景象,显然同这些因素有着密切的连系,其中同农业商品化及以此为起因而引起的与农业相关的其他生产部门的相应变化的关系尤为重大.本文拟就农业的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作一些叙述和分析,力图说明在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农村墟市的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为构建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破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的防范和拒斥心理,破除公民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障碍,以及破除公民参与的非理性行为.     

明中叶以来江南城市化的新格局——永昌堡兴建的价值与意义

明中叶以来江南大量修建城墙城堡,这种新型城堡既属于城市体系中的居民集结点,又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城市化新格局.温州永昌堡就是一个范例.它集防御、生产、生活、交通等多功能,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小额信贷问题上的政府角色转变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在国际上行之有效反贫困手段,在中国受到极大重视.但目前中国的政府提供型小额信贷模式,存在诸多问题,没能有效实现小额信贷的功能.而第三部门在小额信贷上有着潜力及巨大作用,政府有必要在推进小额信贷进程中吸收第三部门参与.本文阐述在小额信贷问题上政府角色由划桨型向掌舵型转变的必要性,将第三部门作为政府决策的执行者.并初步构想在掌舵型角色下,政府应该负担的职责.     

中国决策过程中的共识民主模式

在民主理论上，共识民主是多数决民主的一种替代模式。在中国，实现共识民主的制度基础是民主集中制，而协商民主则是实现共识民主的主要形式。案例研究发现，共识民主模式贯穿于中央政府决策、部门决策和地方政府决策之中；其中，中央决策属于制度化协商型共识民主，主管部门的决策模式很复杂但包含着市场压力型共识，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地方政府则可能在抗争压力下达成谈判性共识。共识民主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共识民主模式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只有实现共识民主模式的决策，才能使社会矛盾最小化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因此迫切需要建立更科学的对主管部门的权力约束机制。     

明代善恶报应现念的强化与社会调控

明前期政府出于教化需要有意识的灌输,明中后期由于传统社会的异动、士大夫阶层的有意旁及,善恶报应思想逐渐被民众广泛接受,成为凝结于民众心灵深处的一种信仰,对明人伦理价值观的缔构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广泛影响.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女性民主参与

随着制度的变迁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农村女性在基层民主参与中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村委会职数减少使农村女性在村务决策中的参与率先受到冲击;农业女性化使得农村女性民主参与边缘化问题愈加凸显;农村女性精英的流出使其民主竞争力下降;村集体经济薄弱影响了农村女性参与村务管理和村务监督的积极性.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应对农村女性民主参与面临的挑战的关键是政府输出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打造农村女性民主参与的政策保障机制.     

两型农业生产体系建设的组织协同

两型农业生产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不仅仅是一个农户、一个农场的经济活动,而且是一个组织化的系统过程。目前,我国两型农业生产体系建设的组织化系统已初具雏形,但还没有形成整体的协同效应。明确政府在两型农业生产体系建设中的角色和职能,加强两型农业生产体系建设的府际合作与协同,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实现企业和农户协同的自觉自愿,培育和提升环保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的参与协同能力,将是两型农业生产体系建设的组织协同路径。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历史变迁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是政府信任关系的初始类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经历了从信任关系载体的整体同质性走向异质强制性的变迁,从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与人相异化的性质.农业社会后期"压制型法"出现,预示着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边缘化.     

中国农业弱质性的依据、内涵和改变途径

将农业弱质性定义为农业与其他产业相比的生产率劣势,其成因是农业中的分工组织难以有效展开。认为农业的弱质性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农业产业本身的特征。据此,既不能削弱农业的基础地位,也不能采取政府高价保护的策略,而必须围绕农业分工组织演进、农业生产率提高等主题,采取措施构建改变农业弱质性状况的长效机制。     

明清江南与闽粤地区的经济交流

明中后期至清代 ,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市场网络体系。这使得江南经济与闽粤等地区的经济交流日益扩大 ,从而将江南区域市场纳入全国市场体系之中。本文据此探讨两地经济联系、市场互动关系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强化增值意识 挖掘创汇潜力——潮州市水产发展总公司养鳗创汇考察

<正> 粤东名城潮州,历来以农业生产精耕细作而闻名于世;然而这里人均不到四分耕地,靠传统的农作物种植是难以进入“小康生活”境界的.如何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改变低值的产业结构,向高创值高创汇的方向发展,这实际也是农业发展的革命性突破的问题.潮州地区气候温和,水源丰富,又有鳗鱼资源;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的小型养鳗试验,培养了一支养鳗的技术队伍,真是天时、地利、人才三者尽备.鉴于如此的有利条件,潮州市政府作出大面积发展养鳗业的重大决策,为发展创汇农业开拓出一条新途径.     

美国农业保险法对政府作为义务的规定及其启示

为解决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并防止政府失灵,美国通过立法对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作为义务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规定.美国联邦政府依法应履行的义务主要包括建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制定保险规则、提供资金支持、数据收集与信息发布、监督与处罚、协助与合作等.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刚刚起步,有必要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专门法规、强化政府作为义务、重视程序规则等措施,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责和义务,以法律的强制力确保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     

明代中叶江南土地开发和地主的客商活动

<正> 自傅衣凌、西嶋定生、藤井宏等诸位教授率先研究以来,明代江南社会经济史之研究已经阐明了十六世纪商品经济开展之情形.当时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单纯商品生产,已在小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中见到.从江南与外省之间,农产品、手工业产品交换之盛行,市镇林立繁荣,可以确认明末江南三角洲全区都已经商业化了.本文拟以此为前提,试图探讨这时期的前一阶段江南地主商业化的契机.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构建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消除一些与公民参与要求不相适应的障碍:一是破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的防范与拒斥心理;二是解决公民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问题;三是消解公民参与的非理性行为。     

地方政府的伦理决策与民生型政府构建

地方政府的伦理决策是构建民生型政府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决策往往出现伦理失范现象,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地方政府必须加强决策实践中的伦理建设,从加快行政立法,建立决策民主参与机制等入手,加速民生型政府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