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流动人口就业状况、歧视知觉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通过对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不强,内部差异较大;流动人口的职业类别、行业类别、单位性质、就业身份、本地工作年数、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劳动合同类型等就业状况对其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对其定居意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和定居意愿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要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城市管理当局应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改善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帮助其实现稳定就业、体面就业;促进本地人与流动人口的和谐共处,降低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     

流动人口城市融合意愿统计分析

文章基于2012年G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统计数据,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方法统计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合意愿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总收入、在流入地居住时间对流动人口留城定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我雇佣者、在本地生活感觉幸福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定居城市;城市归属感在流动人口城市定居决策中也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地,过去一年给老家寄钱数目却对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消极的影响.而性别、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社会交往对象、是否跨省流动、是否与家庭成员同住等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2015年囯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珠三角地区9个地级市的15 000个流动人口样本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多模型的横向、纵向检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支出水平、流动范围、流动时间、参加城镇医疗保险以及本地朋友数量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应采取加强对流动人口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措施,提高流动人口的城市居住意愿。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信用卡消费、住房产权、居住质量、流动类型、流入时间、对城市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流入地亲人数、朋友中的本地人数量等具有生活适应性和社会融入度的指标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等也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户籍、婚姻、就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公积金等代表社会分层和经济状况的指标影响却不显著。说明在与购房成本等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影响流动人口经济状况的指标对流动人口的生活适应和社会融入影响不大,因而,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也不显著。因此,改善流动人口居住状况比提高流动人口收入等对于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定居城市更加行之有效。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述评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是影响农民工迁居的关键环节。从农民工迁移定居的基本事实、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影响农民工定居的因素等几个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文献回顾表明,进城农民工中近四成定居城市意愿强烈,三成左右在定居与返乡之间摇摆;定居意愿研究呈现多学科交融态势,Logistics类回归分析是主要定性分析工具;影响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因素可归结为经济、社会、制度、心理等诸多方面,其中非经济因素重要性在逐渐上升。采用纵向面板数据,提高全国代表性城市调查数据利用效率,多角度引进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家庭为主要分析单元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留守妻子”生存状态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和谐环境,而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着农村夫妻共同迁居城市就业和生活,这导致了许多半流动农村家庭的出现。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在农村社区的不稳定性和欠和谐发展,给广大农村造成了各种经济的、社会的隐患,是新时期农村建设的不和谐因子。夫妻在外出与留守的抉择中,多数妻子无奈地选择了后者,承担起了本应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责任。研究表明：虽然大多数“留守妻子”是由于子女的教育才留守在农村的,但她们却缺乏将子女教育成才的自信和能力;丈夫外出后,大多数农村“留守妻子”认为其安全感和幸福感降低了,部分认为更幸福的妇女主要是由于经济收入的增多或可以免除家庭暴力行为;“留守妻子”的选举投票自主权有所增强,但是她们参加干部竞选的积极性降低。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城市夫妻金钱态度的差异性及其与收入的关系

以332对城市夫妻为研究对象,采用修订版金钱态度量表分别测量了丈夫和妻子的金钱态度,以检验夫妻金钱态度是否有差异及夫妻收入与金钱态度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夫妻的金钱态度具有相似性也存在差异,丈夫比妻子更认同金钱的象征意义,妻子比丈夫更多表现出金钱焦虑和不信任,并表现出高于丈夫的金钱管理意识;（2）丈夫和妻子的收入对金钱态度的预测模式不同,当丈夫是家庭中的主要收入者时,其收入越高,其本人和配偶都更认同金钱象征成功,同时妻子的金钱焦虑也越高;当妻子收入与丈夫相当或高于丈夫时,妻子的高收入并不能让丈夫认同金钱的象征意义,却能预测丈夫的“不信任”得分,同时,妻子收入与自己的“权力—名望”得分呈倒U形曲线关系。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 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验证了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当前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不改,长期居留意愿呈现出北方高于南方、东部高于西部的特点,且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华东和东北地区始终是“热点”城市集聚区。从城市包容度、社会融入能力和家庭特征三方面分析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入能力最为重要,其中已婚率、受教育程度、流入地已停留时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更高的跨省流动比例则会降低长期居留意愿。城市包容度的重要性有限,但医疗公共服务的正向影响增强,平均工资收入和住房支出两大经济因素亦开始凸显重要性。家庭特征始终是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决策的一大因素,符合新经济迁移理论。     

中国农村“分离家庭”中的互动仪式研究——以留守妻子家庭为例

文章以具有“分离家庭”特征的农村留守妻子家庭为分析对象,基于实地调研的经验数据,考察外出丈夫与留守妻子之间的微观互动实践.提出,农村家庭内部的互动仪式因人口流动现象已经发生变迁.当前,以通讯互动、团聚互动、经济互动为主要内容的新互动格局之于“分离家庭”的意义是,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外出丈夫借由此种“补位”机制得以维持、表征和再生产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流动迁移家庭城市融入中的制度排斥与家庭策略

基于结构-能动二维互动的视角从社会结构和家庭策略两个层面出发,在对广州和长沙两地流动迁移家庭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流动迁移家庭城市融入结构包括经济、文化、身份、心理四个维度,其城市融入的总体水平偏低且在经济、文化、心理、身份四个维度上呈现出依次降低的趋势。影响流动迁移家庭城市融入度的因素既有社会结构的因素,也有其自身的能动因素。家庭策略在流动迁移家庭城市融入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家庭策略依旧会受到结构因素的制约。因此需要构建家庭友好型的公共政策,促进流动迁移家庭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长,以加快流动迁移家庭的城市融入进程,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土地权益在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影响中的作用显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农民工城乡迁移,是影响中国农业转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变量.借鉴推拉理论梳理影响中国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的因素,区分并显化土地权益在其中的作用,提出城乡收入、就业环境、土地权益三个假说.并利用南京市的农民工1062份样本调查数据,以农民工流动方向为参照确定留在城市与返回农村作为各自对照组,通过多项分类logit回归分析计量各因素对不同迁移方向意愿的推拉作用.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的巨大动力;城市就业环境的好坏虽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但在家庭总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下他们对恶劣就业环境有较强的耐受力;土地权益则在农民工城乡迁移中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总之,规避风险并寻求家庭总收入最大化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行为决策的逻辑基础,今后土地制度改革和政策设计必须重视土地为农民工所提供的退路保障.     

农民工的迁移模式研究

依据广东、江苏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模式。研究发现,相对于个人迁移,家庭迁移因配偶、子女迁移形成的家庭团聚效应及女性配偶非农就业形成的收入增加效应而更具有行为性永久迁移倾向,但没有明显的制度性迁移意愿。制度性迁移意愿除了与迁移者受教育程度相关外,主要取决于农民工年老回流、长期居留城市、放弃农村户籍与土地的意愿。虽然行为性和制度性永久迁移机制不同,但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实现了行为性永久迁移并不必然导致制度性永久迁移,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工家庭,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也比较强烈。     

农民工培训现状及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以大连市调查为例

培训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环节.本文利用对大连市农民工培训现状的调查,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多元化培训特征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整体的培训参与率和培训意愿较高,但目前还存在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有待提升、培训费用过高等问题.文化程度、月收入、培训主体、培训费用、培训次数和培训内容(职业技术培训)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化农民工培训模式,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力举措.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建设从过去的高速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大批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定居下来是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以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研究了性别、年龄、教育、收入、房产以及医疗保险等多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在现居住城市拥有房产将显著提高居留意愿,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稳定的婚姻、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参与医疗保险等也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     

收入对城镇双薪家庭时间配置的影响研究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非劳动收入、个人劳动收入和配偶劳动收入对双薪家庭中夫妻在工作日市场工作时间、家务时间、学习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劳动收入的提高可以引起妻子学习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增加,丈夫休闲时间的增加;个人劳动收入的提高会导致自身的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增加,家务时间减少,并且对丈夫家务时间影响较大;丈夫劳动收入的提高会导致妻子的工作时间减少和休闲时间的增加,而妻子劳动收入的提高仅会引起丈夫工作时间的减少;教育可以减少夫妻的工作时间并增加学习时间和休闲时间,使家庭中家务劳动更倾向于共同承担.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当提高合法非劳动收入和重视教育的对策建议.     

留守妇女现象与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

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家乡的现象使得农村社会性别分工第一次脱离了地域限制,并由性别分工变化引起性别关系变化。以性别主义和家庭策略理论为分析视角,讨论“男工女耕”引起的农村社会性别关系变化,可以发现,在性别资源占有不平等基础上产生的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因地域割裂、妇女行动自主性、夫妻双方的主观评价等原因促进了妇女家庭决策权的提高,农村性别关系趋于平等,并且在日益撼动我国农村传统的性别规范。     

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的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两个方面，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作为农民工联系迁入地居民的纽带，能够通过工资收入和身份认同两个方面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表现在流动年限差异、教育年限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即这些个体特征在社会网络之间产生交互效应。应建立良好的社区管理体系，规范用工单位雇员最低工资，促进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发挥不同群体之间的带动作用，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