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思福对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贡献

海思福(1832—1920)是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回族伊斯兰教经文家、翻译家,其一生抄写、注解、翻译伊斯兰教经卷多部,并致力于中国伊斯兰教教育事业。2007年是海思福先生逝世88周年,本文就所接触到的资料,将海思福先生对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贡献作一概述,以示纪念。     

浅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

众所周知，教育对于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进步是非常关键的，它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人类的每一种文明要继续发扬光大，都非常需要传承知识的重要载体——人才，只要需要人才的地方，那么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绵延数千年，准确地说已经历时1350多年的风风雨雨，并不断得到传承和发展，这与十六世纪中叶起形成的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即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制度密不可分。     

回族经堂教育之得失及其出路

经堂教育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有得有失。总结经堂教育的成果,亟待提高与改进,以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形势。果如此,回族发展指日可待     

二十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次重大突破

中国的经堂教育自16世纪中叶在陕西形成以来,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清同治年间,随着陕西回民起义的失败,经堂教育的中心也随之西移,河州成了中国经堂教育的中心。20世纪50年代,经堂教育在河州出现了第一次重大的突破和变化;80年代,又出现了第二次突破,使河州的经堂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材选用上突破了传统的模式。这两次改革,是20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大飞跃,而这两次重大变化都发生在河州著名经师“井口四师傅”和他的弟子两代人的手上,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河州地区的范围,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对未来中国的经堂教育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试论苏非主义与经堂教育的关系及其流变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在近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既保持了伊斯兰文化的元典性和中国气派,也显示了伊斯兰教苏非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课程设置、教育目的、道德修养、为人师表等多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伊斯兰教苏非主义的印痕.这一鲜明的历史特征,进一步展现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上)》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丁士仁教授主编《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上)》一书,于2013年12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的经堂教育,是以传承和发扬伊斯兰文化为目的的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专业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它以清真寺为依托,以学习伊斯兰教经典为宗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传承伊斯兰文化和信仰的宗教专业人才,为伊斯兰文化的延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该书收集了先贤和老中青学者论述经堂教育的30多篇文     

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及其变化

一、经堂教育的产生 元、明时期，以伊斯兰为纽带的回族先民逐渐形成了“小聚居，大分散”的居住格局，其居住形式也以“绕坊而居”固定下来。这里的坊就是今天的清真寺。据史书记载“元时回回遍天下”，到明初，回族更是繁衍生息，人丁兴旺，运河两岸，长江南北，回坊遍布，清真寺相继而建，其中，西北尤甚。这一时期，回族先民已在明初朱元璋禁止“说胡语、穿胡服、严禁自相嫁娶”的旨令下，失去了各自的母语，采用汉语文为自己的语言文字，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回族穆斯林的伊斯兰教信仰的传承维系显得尤为紧迫，绝大部分回族先民已不懂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为主的伊斯兰经典。     

马联元对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贡献

马联元(1841—1903),清代著名的回族伊斯兰教育家、思想家,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云南学派继马复初之后出现的一位集大成者。他一生致力于伊斯兰教育事业,首创的"中阿并授"和"穆尔林"两项经堂教育主张,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新局面,不仅成为云南回族穆斯林经堂教育恪守的传统,而且成为     

回族经堂教育教材的当代变迁——以宁夏西吉、海原、同心为例

经堂教育作为回族民间教育的主流,不仅传承和巩固着回族文化,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回族的发展。经堂教育教材作为实施教育的经典文本而成为回族文化的主要承载方式,但它体现的不仅仅是文化本身,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纽带,体现了回族生生不息的民族“基质”,而且在今天看来,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据,从经堂教育教材的历史沿革与当代变迁的继承和变异中,探寻回族经学教材体制发展的足迹。     

哈萨克斯坦东干人的民族教育与群体建构

东干人是与中国有着密切历史文化联系的中亚少数族群,是了解当下中亚政治经济发展和复杂民族关系的绝佳素材。在历史的演进中,他们形成了一套能维持文化传承和族群边界的民族教育体系,但当下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试论中亚地区民族问题中的宗教因素

中亚地区位于亚洲腹部地带,历来是多民族、多文化的汇合地,也是世界上民族宗教问题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因素,是民族利益的重要体现形式,对民族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中亚地区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不仅使得该地区民族问题复杂化和国际化,而且也给这一地区国家关系乃至国际格局带来深刻的影响。     

过去与当代教育模式在亚洲国家的比较：印度、东南亚、中国

人类学目前还较少关注于教育问题,但研究教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的亚洲社会面对现代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基于让-马克?德格拉夫（Jean-Marc de Grave）主编的《东亚国家正式与非正式教育：社会化及学习内容的关系》（2012）一书,本文将论及新型教育模式：印度英语的普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现代学校的建立;印度尼西亚新兴的捕鱼技术;泰国克伦族人对“生态传统”的推广;中国村庄“故事堂”的成立;印度传统舞姬的消失以及当代社会家境良好的家庭对年轻女孩学习舞蹈的重视,并探讨不同社会中“传统”教育模式的同质性与价值观层面上的共通性,以及随着新型教育模式的引入,这些社会在教育领域所经历的不同程度的转型。     

中亚“苏非主义”的特征初探

中亚“苏非主义”不仅具有伊斯兰教本身的特点,而且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文章从“苏非主义”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入手,对中亚地区“苏非主义”与当地的政治、文化、历史风俗相互渗透、糅合的基本特征做了简要的分析。     

吐火罗人的族属与族源

比较语言学、体质人类学乃至分子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表明,吐火罗人属于印欧人种,为古老的原始印欧人群(Proto-Indo-Europeans)中的一支.吐火罗人原居地可能在中欧或东欧某地,大约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上半期,他们从自己的同胞中脱离出来,经过黑海草原和中亚草原,逐渐向东南迁徙、发展到中国西北地区.整个迁徙过程的时间长达1000多年.     

西域丝路契约精神：武内绍人“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的研究

武内绍人(Tsuguhito Takeuchi)专著《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研究》出版发行以来,在国际敦煌西域学界引起广泛反响.这部著作对于中亚古藏文契约进行全面收集整理并进行研究释读,其中对于古藏文契约种类格式的研究成果突出.武内绍人还根据契约内容格式努力还原吐蕃统治敦煌西域时期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这些对于敦煌西域研究的学术研究方法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此外,西域丝路的“古代契约”精神对于现代中国诚信社会与法制人文建设也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英俄角逐中亚与1873年英俄协定

本文以19世纪前期的中亚为背景,勾勒了该时期英俄争夺中亚,并达成1873年英俄协定的历史概貌,以便使我们对英俄进行殖民掠夺的本性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12世纪前中央亚细亚草原的鞑靼人及其国家

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丁的《史集》为研究蒙古人统治之前中央亚细亚草原上鞑靼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信息。拉施特丁认为,蒙古人统治之前中央亚细亚草原地区的居民以突厥部落为主,其组织"结构"为6个鞑靼人国家。本文以鄂尔浑和叶尼塞河流域突厥如尼文碑铭记载为依据,参照汉文史籍、敦煌和波斯手稿等的记载,探讨了9—12世纪在甘肃和新疆的广阔地域内活动的鞑靼人及其政权、9世纪上额尔齐斯河流域基马克人及其部落联盟的形成与鞑靼人之间的关系。     

中亚、突厥族群对文化学研究的意义

中亚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突厥语族民族在这一区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回顾相关文化理论及对这一区域和族群文化的实证研究表明,人类文化的变迁是通过逐渐的"过渡段落"实现的,而中亚及突厥族群的文化进程为实现欧亚大陆的文明衔接与动态分布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亚回族与口传民歌"花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民俗文化考察

东干族是指19世纪移居到中亚地区的中国西北陕甘宁回民及其后裔,亦称中亚回族。他们在130年前远离祖国之时,将西北地区的"花儿"民歌也带到了中亚地区。在苏联集体农庄时代,"花儿"民歌曾盛行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聚居农庄,其知名歌手至今健在。苏联时期的东干语文献中也收录有"花儿"民歌。中亚回族传承了中国西北回族唱"花儿"民歌的民俗文化。在海外回族中流传的"花儿"民歌资料,是中国"花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加以研究、抢救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