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反补贴税·公平竞争与自由贸易之法辩

在国际贸易中 ,补贴与反补贴税是经常发生的法律现象。一个国家根据需要 ,可以对特定的出口产品予以补贴 ,但似乎又违背了公平竞争的要求。一个国家也可以对接受了补贴的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 ,但似乎又偏离了自由贸易的轨道。在当前 ,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氛围中 ,补贴与反补贴税的现象是有现实合理性的 ,它们既冲突又矛盾的关系 ,可以通过公平竞争的“公平”原理和自由贸易的“自由”精神得到化解。     

“真”是通达“善”的途径

鲁鹏在《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撰文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善”与“真”相统一，“真”是通达“善”的途径。“真”与“善”可统一，“可以统一”以尚未统一为前提。反思历史，我们遇到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求真以发展经济，求善以共同富裕。发展经济讲求效率，共同富裕讲求公平。效率与公平有冲突，人们想二者兼得，却不得不面对何者优先的选择。把“真”放在首位，我们遇到“公平”问题；把“善”放在首位，我们遇到效率问题。我们不能避免二者关系的紧张，只能在由“真”至“善”的过程中寻求它们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以学业失败的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质的研究方法,选取在南京市某所公办小学就读的四位流动儿童进行个案研究。通过揭示流动儿童中“差生”形成的原因,分析公办学校教育、家庭背景在流动儿童受教育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并揭示导致流动儿童学业失败的社会根源。本研究在流动儿童教育起点公平的基础上探讨教育过程和结果的公平。     

初次分配公平并非“唯效率论”公平

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初次分配也要讲公平,是一种“唯效率论”公平观。事实上,初次分配公平并非“唯效率论”公平。“唯效率论”公平观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公平观;不符合社会主义公平效率观的要求;不能用来指导解决我国初次分配不公平问题.     

“避风港”条款的法哲学分析

自从美国《新千年数字版权法案》第512条规定了“避风港”条款以来,虽然版权人对该条款诟病颇多,但并未能阻止各国立法者相继将该条款引入本国版权法。实现正义是所有立法应当遵循的目标。也是所有立法能够得到普遍遵守的保障。“避风港”条款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概是因为其实现了立法目的指向中的法律正义、立法责任分担中的法律正义与立法价值追求中的法律正义。     

蒙古族村落社会变迁与民族“双重边缘”阶层的出现——以部分蒙古族村落社会分层现状为例

在社会分层理论和＂代际公平＂理论视野下,以蒙古族村落社会结构变动现状为研究视点,对蒙古族＂双重边缘＂阶层出现的路径进行实证化分析的基础上,为其配备了这种＂资格＂的充足理由;进而对＂代际传递＂不能正常运行的诸多原因为张扬点,强调＂代际公平＂合理传递的无比重要性;最后以＂社会关爱＂理念出发,对他们刻不容缓地进行政府和社会援助视之为本研究的着力点。     

从巴基案到密歇根大学案——美国高校录取中种族优惠政策的演变

美国政府为解决长期存在的种族教育不公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肯定性行动",要求高校在招生时向弱势群体倾斜,从而扩大了黑人等少数族群进入高等院校机会。但"肯定性行动"随后却不断遭到白人的质疑和起诉,通过美国最高法院对1978年巴基案和2003年密歇根大学案的裁决,种族优惠招生政策在美国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补偿理论过渡到多元化理论。     

试析当代中国利益分化合理性的内涵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利益分化既要有一个合理的“度”,更要建立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而还必须是有序的。唯有如此,才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才是合乎时代需要的合理的利益分化。     

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最佳解:城乡一体化

社会公平体现了公平范畴的全面性,经济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分配公平与否是公平问题的核心。效率即"帕累托效率",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道德基础是效率实现的双重基础,在物质技术基础一定的情况下,道德基础对效率的提高具有决定作用。经济伦理学视公平与效率为辩证统一的关系,效率的发展与公平的进步在发展方向上相一致。城乡分割状态下导致对社会经济运行操作的不公平、结果的不公平及运行效率的损害。城乡一体化是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最佳解:实现农村各个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彻底摆脱城乡差距过大、城乡不公平状态,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配制度变迁的回顾与思考

1978年以来 ,中国分配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的“两个注重”原则 ,试图为解决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提出一条思路。在中国实施这条思路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为了消除收入差距对发展的制约 ,我们仍然要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原则 ,但不能忽视公平。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许多非规范现象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仍然需要政府插手进行管理 ,尤其是在转变发展战略 ,实现城乡共融和工农并重的发展上 ,必须依靠政府才能较好地解决“二元化”的收入差距问题。     

我国“转轨”时期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黄范章在《东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效率优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转轨”时期公平问题更加突出。所以，尽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起了重大的历史性指导作用，这是不容质疑的；但根据近十年我国的实践经验来看，这个提法也有不足之处，即它虽考虑到导致贫富不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大弊端，但仅提“兼顾公平”尚嫌不足，把“效率”和“公平”看成两码事，看不出其间正面因果关系。     

浅议建设工程招投标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建设工程招投标是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遵循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小时候的搞笑经历

庙里的一块石地板，对香客膜拜、香火不断的石佛像愤愤不平：“你我同是石头，来自同一座山，为什么你能高高在上，享受千入朝拜，万人供奉？”佛像略一沉思后微笑道：“贤弟，世间事大体是十分公平的。你我的确材料相同，来自同一座山，但在你出山之前，师傅只是嚓、嚓几下子，把你劈的方方正正送出山。在你走后的三年中，师傅对我砍呀，凿呀，刻呀，磨呀，从未间断，     

试论我国社会分配中的按“资”分配方式

个人收益分配中包含按生产要素分配或按“资”分配的内容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理论突破和理论创新。物化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资”所内含的两大主要和本质构成要素。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中引入按“资”分配因素对我国现阶段有效利用社会经济资源 ,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效用。在重新审视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含义的同时 ,应关注按“资”分配的消极成分并进行制度化的政策调控。     

“211工程”院校入学机会分布的区域差异分析

我国不同省份考生进入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很大差异。以"211工程"院校为例,直辖市地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东北地区考入"211工程"院校机会较大,而考生多的省份则相对较小,个别省份之间两极化现象严重。可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整招生计划;国家宏观统筹调控;因地制宜地遏制招生本地化现象;拓宽高校的经费筹集渠道;增强对地方的服务意识,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等措施,来有效地缩小不同地区之间入学机会的差异,维护教育公平。     

公民信息公平权益法律保障#br# 的完善路径#br#

公民的信息公平权益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公民在信息获取与处理过程中所享有的重要社会利益,具体包括信息平等获取、平等使用、公平分配和信息自由。由于数字化生活中社会主体的能力差异、智能科技的隐性歧视、政府市场决策的数字依赖等原因,公民主体间的信息公平失衡急剧凸显,并亟须进行“技术—法律”二元规制。针对当下该权益法律保障所存在的专门法规不足、忽视“数字人权”诉求、偏离公平的失衡样态以及缺乏可操作对策等问题,我们可对公民信息公平权益的法律保障进行如下完善：宏观方面,应基于权益损害现实,确立平等保护、倾斜保护、及时保护和合理保护原则,并将“设权保护”作为主要模式;微观方面,应从“软—硬”结合、“点—面”结合、“公—私”结合以及“权—义”结合出发建构权利体系,并从法律责任和司法救济两方面丰富法律救济。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论“中学校长实名制推荐”政策的基本价值及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试行的＂中学校长实名制推荐＂政策一经出台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或者说引起强烈的质疑。追其根本,我们可以发现,＂中学校长实名制推荐＂政策立足于对教育公平的追求,是协调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的平衡,是惠及个人和国家的利益,并且具有十分重要与长远的现实意义。     

“大跃进”政策执行的偏差问题探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的决策是错误的。＂大跃进＂政策执行是贯彻＂大跃进＂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执行的结果,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这些偏差使＂大跃进＂决策的消极后果错上加错,给人民群众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从＂大跃进＂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总结＂大跃进＂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