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次递进比的计算与调整生育指标的理解

文章就姜全保的商榷订正了根据普查数据计算年龄别孩次递进比公式,并进一步探讨了生育递进指标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应用。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孩次性别递进人口发展模型及孩次性别递进指标体系

文章以生育率下降和出生性别比升高为背景,创立了孩次性别递进理论和方法。作者以全新的理念和形式建立了孩次性别递进人口发展模型及其指标体系,详细介绍了计算步骤和分析过程,概述了它们在人口统计分析中的应用。     

江苏省生育政策一元化对人口出生的影响

为估算独生子女夫妇生育2孩的影响,文章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年龄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拆分的方法,测算了全省非农人口也和农村一样("生育政策一元化"),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非农业人口现行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双独")对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全省城乡都实行"单独"生育政策后,平均每年人口出生增加最大不超过7.3万人,对江苏省的人口规模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在政策调整初期,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需要各地政府进行必要的疏导;这种政策调整早一点,出生堆积就会小一点.     

一种独生子女数量间接估计方法

文章在讨论独生子女特定含义的基础上,以事实独生子女母亲为研究对象,从孩次性别递进基本思想和方法出发,给出了一种从生育率和生育间隔计算一孩独生概率的方法。作为独生子女数量间接估计方法应用的实例,文章对中国2000年末和2007年末的独生子女数量进行间接估计。     

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模式研究

在对递进生育模式优点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文章以1982、1990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育龄妇女分孩次递进生育模式研究为例,分析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模式的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     

出生性别比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应用孩次性别递进法,定义了达标生育率指标FRG和状态子空间及其基本运算规则;证明了历经概率“行列和”定理;分别导出了达标生育率对出生性别比和生育性别比的导数公式;给出了导数的计算方法和计算实例并对结果做了分析。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1990年代以来 ,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 ,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 2 0 0 0年人口普查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 2 2 ,明显存在漏报。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本文利用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和胎次递进比方法分析了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过程 ,认为 2 0 0 0年总和生育率最准确的估计应为 1 5 8。通过分解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认为 1 990年代生育水平的下降 ,2 /5归因于结婚年龄的推迟 ,3/5归因于婚内生育率的下降     

中国妇女的生育模式—孩次递进分析的结果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时期总和生育率虽然不受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的影响,但因未考虑育龄妇女的孩次构成,故当生育率较低并波动比较明显时不能准确地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查瑞传,1984,Feeney,G.等,1989,杨书章等,1991),而考虑了妇女的孩次构成,用时期孩次递进比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均优于用传统方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主要是以控制妇女终身生育的子女数为基础表述的。因此,孩次递进分析对于准确评估妇女的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工作状况及其地区差异有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史研究

文章以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分孩次递进生育模型,重构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连续变化的历史过程,分析中国生育转变的基本特点,以期为深入研究中国生育问题和规律奠定基础。     

时期生育水平指标的回顾与分析

本文应用TFR′指标与TFR指标比较 ,在中国历年生育数据和计划生育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以往的生育史和计划生育史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结果反映出 :70年代的计划生育使时期TFR持续大幅度下降 ,但逐步积累了很大的由生育推迟所形成的生育势能。 80年代初TFR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70年代积累的生育势能的释放 ,而由新婚姻法公布所产生部分早婚早育只是次要原因。80年代尽管存在多次生育政策变化 ,计划生育并没有出现大的失控。其间的TFR波动与政策多变和工作状况不稳定有关。 90年代开始新一轮TFR持续下降 ,但同时也在积累新的生育势能。这一分析量化地揭示了常规TFR的一些缺陷 ,TFR′指标则能够较好地提供生育变化趋势的信息 ,而两者的比较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生育状况     

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生育推迟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普遍。由于生育推迟所产生的进度效应会对生育水平造成影响,因此,如何测度生育进度效应便成了人口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自Bongaarts和Feeney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提出以来,各种新的改进方法与指标不断出现。本文对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的新进展及具体指标进行梳理与比较。从时期角度出发,主要包括方差效应调整后的TFR、PATFR*、调整后的TFRSUV_N和ITFR四种指标;从队列角度出发,主要包括TFRp*、TFR†和ACF三种指标,这些指标有各自的优缺点。研究发现:首先,由于不同去进度效应改进指标的假设、适用条件、研究角度、改进方向都不同,很难有一套数据同时适用于多种去进度方法,因此,生育进度效应的诸多改进指标并没有哪个指标“更好”,只有“更合适”;其次,绝对的去进度效应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实际上却很难做到,种种去进度方法都只是一种“相对的去”,而不是“绝对的去”。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进度效应是生育推迟,而目前世界范围内生育推迟速度开始逐渐放缓,未来我们甚至不能排除生育推迟在某个时期或某些区域会发生逆转,届时可能会出现与目前影响方向相反的进度效应,这可能是下一步关于生育进度效应研究应该注意的新方向。     

论生育文化和生育文明

生育文明中表现了生育文化的种种现象和活动,生育文化也体现了生育文明的历史轨迹、进程和内容。生育文化的发展表现了不同时期人类生育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不体现生育文化内涵的生育文明显然是不存在的。然而,严格说来,生育文化和生育文明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两个不完全等同的概念。正确认识和理解生育文化和生育文明的概念、内涵、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推动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应用队列累计生育率分析我国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兼与郭志刚教授讨论

本文对反映生育水平的两个基本指标——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进行分析,肯定多年来多个调查所得到的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质量。尽管队列累计生育率反映的是"过去"而不是"当前"的实际生育水平,但历次调查所反映出的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变化趋势是持续下降,并推断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6以下。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以政策生育率为量化指标以期具体地反映我国的生育政策在地区分布、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本文的分析表明 ,1 3～ 1 5之间的政策生育率都在全国占主导地位 ,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处于 1 3～ 2 0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 ,实行“1 5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 ,在鼓励“少生”的总原则下 ,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全国各地的生育政策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情况 ,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     

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家庭收入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并尝试进一步推导出“收入-生育率”曲线。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认为生育率与家庭收入并不总是呈反向关系,而是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以后,生育率水平又会随之上升,即“收入-生育率”曲线基本呈扁平“U”形曲线形态。     

Using Discrete-Time Event History Fertility Models to Simulate Total Fertility Rates and Other Fertility Measures

Event history models, also known as hazard models, are commonly used in analyses of fertility. One drawback of event history models is that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ies (hazards) estimated by event history models do not readily translate into summary measures, particularly for models of repeatable events, like childbirth. In this paper, we describe how to translate the results of discrete-time event history models of all births into well-known summary fertility measures: simulated age- and parity-specific fertility rates, parity progression ratios, and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The method incorporates all birth intervals, but permits the hazard functions to vary across parities. It can also simulate values for groups defined by both fixed and time-varying covariates, such as marital or employment life histories. We demonstrate the method using an example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 and provide an accompanying data file and Stata program.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在国家实行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认清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是把握中国未来人口形势变化的关键。文章利用2010年以来的四次全国性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2~1.88的区间范围内,其点估计值在1.86左右,已显著低于更替水平;越年轻的出生队列其生育意愿越低,中国未来的意愿生育水平可能会继续降低;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要显著高于其终身生育水平,且二者差异随年龄的减小呈递增趋势,中国未来生育水平存在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没有生育政策限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仅为1.68,这可以作为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生育水平影响的上限。生育政策对当前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差异的贡献度在33%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对中国生育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