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潘漠华的小说创作

作为湖畔诗人的潘漠华,以他风格独具的新诗创作为中国新诗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诗作大多抒写个人的悲欢与忧怨,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他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狭窄的个人悲欢圈子”。他一生共创作了九个短篇小说,后自编为《雨点集》出版。如何评价他在新文学的园地里洒下的这几颗小雨点呢?钱杏（屯阝）在《现代十六家小品序》中曾说:“实际上,对于一个作家价值的估定,应该是从‘质’的方面看,即使作者只发表过很少的作品,但这少数的作品,是代表了作者,而在整个文艺运动上,有着重大的意义,那么,这个作家是存在     

朱湘诗歌形式论

中国新诗诞生之后，它那过分“自由化”的表现，使得它与散文没有区别，缺少含蓄和诗意，正如周作人所指出的那样：“一切作品都象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厉害了，没有一点朦胧，因此也缺少了一种余味和回味。”于是诗人们又纷纷地回过头来重新开始寻找作诗的规矩来。在“新诗形式运动”中，闻一多先生首先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理论主张，得到了一些诗人的赞同并着手进行实践。朱湘与闻一多先生不同，他对中国新诗形式的探索，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是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吸取营养，创造新的诗歌形式。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新诗美学的理论构架述略

闻一多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艺术改革家。他革新了新诗的价值观,将新诗“纳于艺术之轨”,刷新了一代诗风,推动新诗走向成熟的新时期,完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次重大的美学变革。徐志摩说:“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理论和艺术的一个。”     

试论五四时期徐玉诺的诗

从五四开始的新诗园地里,最初十年,百花盛开,万紫千红,各种风格流派如雨后春笋,争奇夺艳。对当时和后来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学研究会,培养出一大批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对我国新诗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徐玉诺就是这个社团中的重要诗人之一。     

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穆旦由文学史缺席者变为“经典”诗人,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不断阐释的话语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九叶”诗人身份重新“出场”,其诗歌被策略性地赋予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本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著作将他叙述为“九叶派”代表,即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形式影响的“中国民族的诗人”;进入90年代不久,其反叛性、异质性和现代性得以凸显,被列为百年诗人之首,升格为新诗现代化的“标志性诗人”。穆旦阐释史是一个富有思想史意味的文学事件,一场经典“再造”的话语活动。     

朱英诞对废名《谈新诗》的改写和续写

朱英诞新诗讲义是在废名《谈新诗》基础上的改写和续写。在认同废名讲义中宣扬的新诗是分行自由诗的基础上,朱英诞坚持“纯杂兼收”的诗体观,在诗语、诗形、诗趣上开放融通,在修辞和格律上打开了自由诗的空间。在讲义编排上,朱英诞重“论”轻“史”,他并不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叙述新诗之发展,而是以近期个人阅读的新诗集为重点,评价诗人诗作之优劣。在他看来,新诗不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必然,他对新诗历史的想象不是一种“聚焦式”的新诗进步想象,而是一种“离散式”的新诗多元发展想象。从讲义中具体的新诗品鉴来看,朱英诞更欣赏那种以散文化写法表达完整诗意的新诗,他心目中的新诗经典是具有古典作风但又“与古为新”的自由诗。朱英诞编写讲义的目的不重历史的评判,而意在通过选诗和评诗呈现自己的新诗观念,建构自己的新诗想象和个人的新诗经典。朱英诞的新诗讲义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现场,有助于打破业已固化的新诗历史想象,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     

臧克家:现实主义与中国风格

臧克家是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之一。他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一,他推进了新诗对旧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吟唱,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诗人能够如此成功地抒写农民和农村。其二,他推进了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建设,他的叙事诗是诗人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交融。臧克家是一位中国韵味十足的诗人。他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汲取养分,予以现代化改造,铸造自己作品的中国风格。他的诗具有含蓄蕴藉的抒情方式,重"藏",诗在诗外,笔有藏锋;他的诗运用素朴精炼的言说方式,精炼,而又大巧若朴;他的诗追求谐和悦耳的音乐方式,"敲声音",是臧克家炼字的标准之一,他寻觅着音节和谐,铿锵动人,增加读者听觉上的美感。在新诗发展史上,像臧克家这样深刻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实在很少,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郭沫若“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与其前期新诗创作中的“返祖”意识

“泛神论” ,与其说是郭沫若的“哲学思想” ,不如说是他的思维方式。“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在根本上是一种原始思维。以“相似律”与“互渗律”为主要思维机制的原始思维构成郭沫若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郭沫若前期新诗创作中原始崇拜的“返祖”意识创造了《女神》天才美 ,同时也消解了天才的诗人。这也是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转换的一个重要内因     

20世纪中国新诗话语研究

本文从反思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和对一种新的现代汉语诗学的吁求出发 ,提出从“话语”的角度进入新诗研究。本文将中国新诗话语界定为现代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现代汉语 ,将其置身在“现代性”境遇中的经验付诸诗的表达 ,对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因素———语言和语境———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 ,在2 0世纪汉语言和语境发生根本变化后 ,由于语言自身的限制和历史时代环境的催逼 ,新诗话语最终展示为诗人对语言和语境双重制约作出一定应答的结果     

论谢楚桢的白话诗

在谈到“五四”前后的新诗创作时,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史都提到胡适、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在新诗初创期的贡献。有的文学史还对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等人列出专节进行讲授。但是对于在新诗初创期同样取得不小成绩的另一诗人谢楚桢,迄今却从未被人提及。笔者认为,谢楚桢是一位长期被淹没了的“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他的《白话诗研究集》是一本长期被淹没了的白话诗集。本文拟对其白话诗创作略作介绍,以供教学和研究新诗者参考。     

略谈《女神》的思想和艺术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的文豪。他的才能不只限于文学创作上,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然,他作为诗人,更是在国际、国内久负盛誉。 郭沫若的诗歌佳作,首推第一本诗集《女神》。《女神》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女神》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光辉起点,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开路先锋。 《女神》写作于伟大的“五四”运动前后。诗人是时代的诗人,诗歌是时代的号角。《女神》是“五四”时代精神在新诗领域中的体现,给我国的新诗运动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风格、新的形式,在思想和艺术上开了一代诗风。     

郭沫若与闻一多:运行在不同轨道上的浪漫主义

郭沫若与闻一多所走过的道路,不期然地有些相似,他们都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卓有建树的“学者”,为民主和民族解放而奋战的“斗士”。这“三重身份”集合在他们身上,因时期的不同或隐或现。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他们都有开拓之功。他们把新诗从初创阶段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为现代新诗艺术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他们以不凡的才力,筑起了五四诗坛上的两座浪漫主义奇峰。     

论早期新诗中的宗教印痕

宗教对于早期新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增加了诗人想象世界的方式,使得新诗无论在题材还是主题上都有可能向某个更开阔的空间迁移;其二,局部地改变了诗人的抒情方式和言述方式,这更多地体现在句式、语调等新诗的文本形态上。宗教不仅潜在地构成一些诗人的精神资源,而且为新诗诞生初期的主题路向、语言材料以及诗人的诗思方式、表达习惯,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向度。     

闻一多与“新月派”

<正>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闻一多无疑是继郭沫若之后诗坛上的一位奇峰突起的爱国新诗人。关于这位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他对我国早期新诗运动的贡献,拙作《闻一多是唯美主义诗人吗?》①曾有所论及。这里着重谈谈闻一多与“新月派”的有关问题。     

废名的诗与禅

废名的诗与禅有难解的因缘,不从禅理、禅趣、禅思来解读他的诗,是难以深入其堂奥的。废名小说创作的质与量远在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之上,然而渗透在他小说中的却是诗的精魂。他“写小说却象蒸溜诗意,一清如水”。废名曾自道写小说是“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探究诗人的废名,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作为文学家全人的废名,更深一步透视废名的诗化小说,也可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寻得某些启示。上篇:精神的“逍遥游”废名的诗歌主要创作于三十年代。在新诗史上,他被认为是一位具有现代主义诗风的诗人。废名的诗不象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表现的多是雨巷中寻梦的寂寞惆怅与彳亍于街头的凄惋迷惘,他不焦不躁,内心宁     

论新诗潮

新诗潮春云乍现,曾陷当代诗坛于恍惚而“朦胧”的五里雾中,因为它较早地体现了审美的现代意识,披露了主体性文学思潮所特具的艺术风貌。于是轰动诗坛,一时议论纷纭:赞同者以为舒婷上承戴望舒,恢复了新诗意象化的象征主义传统;反对者认为“朦胧”诗人溺于自我沉醉的“水仙花主义”,背离了新诗形象化的政治抒情传统。其实,新诗潮的意象结构虽脱胎于象征技法,它的启蒙主题却未离弃社会现实,文学的主体意识使它兼顾意象美原则和社会美理想,并将二者浑然融合,卓然提高到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境界。新诗潮是对传统的一个超越,那苍茫超越的诗人风格,最精当地阐释着“新的美学原则”。经过历史的淘洗后,已经可以看出新诗潮的美学原则并非别的,而恰恰是文学的主体性。在“朦胧”之雾里,凸现了现代人的主体意识。     

艾青——站在中西文化汇合处的诗人

自幼在东海之滨的小村庄里受着儒家教育和民间文艺的熏陶又在塞纳河畔练习人体素描的艾青,血液里早就奔涌着两股文化的水流。在长年的创作实践中他又不断地过滤、选择、提炼、写出了一首首闪着东西方文化异彩的诗篇。艾青是典型的中国诗人,又是具有世界特色的诗人,研究一下他诗作中对中西文化的渗透融合,无疑对促进我国新诗的发展,将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闻一多论新诗

诗人论诗,往往独具卓见。杜甫怀念李白的五律:“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就被认为概括了诗人风格的很有见解的诗评。闻一多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从理论到实践都认真进行探索,有所创新。“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①这里打算就闻先生对新诗的论述,谈一点个人学习的体会。     

当代新诗创作的“无用”之“用”——以当代彝族诗人的创作为例

吉狄马加、阿库乌雾以及吉木狼格三位当代彝族诗人的写作成熟而颇具代表性,在三位表现殊异的作品里,各不相同的“思考”隐约形成一个谱系,这一谱系不仅是诗人对创作方向的理解,同时也体现了彝族诗人新诗创作的进入角度。在今天的诗歌写作里如何处理现代生活,如何在毫无着落的、繁复无趣的日常经验中找到坚实与归属感,是所有诗人共同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