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财政工具的能源扶贫效果研究——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能源贫困问题仍然大量存在,固体燃料消费占比偏高,电力供应不够稳定。本文运用2012—2018年的CFPS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地区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受助家庭多维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获得转移支付使得受助家庭的整体多维能源贫困和各个维度的能源贫困都减弱了,且政府转移支付对能源贫困的削弱作用从西部到东部逐渐减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转移支付的积极能源扶贫效果可能在于提高了受助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加了家庭的电力消费,并且使得家庭转而使用更加清洁的做饭能源。     

"输血"与"造血"的协同——中国农村扶贫模式的演进趋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基于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差异和认识的深化,农村的扶贫模式及其实践由"输血"模式转向了"造血"模式.然而,实践却表明,单一实施这两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应对农村社会及其贫困问题的新变化,"输血与造血的协同互动"模式是较好治理农村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和趋势,并据此初步提出了"政府扶贫的主体责任、完善农村的社会救助及其保障体系、建立科学的农村贫困瞄准机制"等政策性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以社会资本为理论视域

中国当前正处于后脱贫时期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历史转折阶段。农村全留守家庭是这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视域下,通过以皖北F镇L村为实例的调查发现,就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匮乏导致边缘化贫困日益显现,传统乡土信任的断裂造成囚徒式贫困逐渐突出,有关部门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忽视导致无为式贫困形势严峻。基于此,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相对贫困问题不但要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还应该在基层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促进传统乡土信任的现代回归,改造并丰富乡村社会资本,多维并举,实现有质量的乡村振兴。     

乡村扶贫模式的反思及未来政策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 ,乡村扶贫工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要根治乡村地域性贫困 ,必须重新确立贫困严重制约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视角 ,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为此 ,应实现扶贫战略方针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性扶贫的转变 ,用利润驱动式的经济扶贫方式替代政府动员式的救济扶贫方式 ,把消除贫困作为促进整个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选择根除贫困并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开发扶贫模式 ,并根据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规划 ,实施协调配套的贫困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农业产业政策、工业产业政策、农村金融政策和农村科技政策等 ;实施区域内适度规模的移民工程 ,制定和实施特殊的乡村人口政策 ,确保在促进整个民族经济、区域经济整体健康发展的进程中彻底告别贫困、走向富裕     

关系资本: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的新视阈

贫困乡村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基于现实环境和资源条件,关系资本作为推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的第五种力量或新的理论范畴被提出.关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子集,只是当这种个人性资源成为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或工具时,就具有了准公共性特征.一个村庄关系资本的效能激发离不开精英的作用和亲缘关系的桥梁.通过对欠发达地区4省6县20自然村的实证调研发现,关系资本在贫困乡村的义务教育硬件建设和自然性村庄的基本公共物品生产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特殊政策项目支持或融资渠道是关系资本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活动,乡村关系资本就能在被规则限定的范围内体现其价值和张力,以化解贫困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窘境.     

青海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效激发贫困乡村发展活力和贫困群众脱贫动力,对改善农村宜居环境、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直接增加群众收入、提升乡风文明程度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青海省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的路径,以期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提供可借鉴的启示。     

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村养老贫困救助体系构建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和贫困问题的加剧使农村养老贫困问题亟需得到关注和解决。养老贫困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要负担主导作用,但是单独靠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养老贫困问题。以合作治理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基础,寻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市场、个人等社会力量合作,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救助网络体系,可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促进功能

在中西部农村的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是一项重要任务.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包括修复性再生产和发展性再生产,是对乡村的强基增能,需要政府、乡村居民、社会力量在发展社区经济、活跃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实施和发展公共服务、发展乡村社会资本等方面共同努力.新兴起的乡镇社会工作站应该承担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职能,这也需要政策和制度设计上的支持.     

新时期城镇贫困群体演化趋势研究——城镇中农村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分析

新时期我国城镇范围内贫困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由农村流向城镇的农村流动人口所形成的贫困群体,在以往以户籍为基准的城镇贫困监测中,这个贫困群体是被忽视的,然而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农民在城镇中处于绝对贫困之中.本文对当前在城镇中的农村流动人口的规模进行了估计,并对农村流动人口贫困群体的特征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消除农村流动人口贫困群体的措施与建议.     

农村的人文贫困与农村的制度"贫困"(等6则)

【农村的人文贫困与农村的制度“贫困”】张德元在《人文杂志》（２００２年第１期）上发表如题文章指出，当前农村的贫困正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理论界的关注与重视，增加农民收入、遏制农村贫困蔓延，已成为＂三农＂问题的研究焦点。然而人们在研究农民贫困问题时，更加关注的是农民的收入贫困，而忽视了农村人文贫困甚于收入贫困这一事实。他认为，农民收入贫困只是结果不是原因，正是农村人文贫困加剧了农民收入贫困，体制障碍才是农村贫困的根源，即农村的人文贫困甚于收入贫困、农村的制度＂贫困＂更重于经济贫困。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转型期“政府俘获”现象的一项社会学考察--以农村环境污染为例

在转型期的农村环境污染中,存在“政府俘获”现象,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地方性法律、规则、规章制度、公权力等保护污染企业而轻视农村环境保护,村干部往往也被污染企业的“红包”所“俘获”,家族型污染企业也会在“俘获”地方政府的同时压迫农民.有必要对农村环境污染中的“政府俘获”现象进行治理,避免农村社会新一轮的“资本无限扩张——农村环境污染——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     

当代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新策略研究——以福建省农村为例

改革开放30年来,城乡经济反差造成农村文化贫困,现代新潮生活信息非常容易让村民陷入一种精神失落状态,农耕社会许多传统观念面临颠覆或瓦解.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乡村文化出现由传统向现代的文化变迁.针对现代农民精神文化需求,调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策略,通过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利用和开发,提高乡村"文化适应"程度,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步骤.     

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

减缓贫困是各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永恒课题。在2020年中国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后,将面临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农村减贫长效机制和新形势下如何统筹城乡贫困治理两大战略任务。为此,要立足第二个百年目标,着手研究制定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把农村减贫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可持续的农村减贫和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并实行农村减贫与城市减贫并重,全面统筹城乡贫困治理。     

脱贫攻坚后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及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则是化解脱贫攻坚后时代"返贫返困"以及相对贫困的重要保障。今后农村发展将进入农业农村现代化及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之中,这种政策的连续性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村工作的高瞻远瞩。未来,脱贫攻坚向农业农村现代化及乡村振兴战略转向中,要做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藩篱,妥善推进城乡一体协同发展;缓解区域性发展差异,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农村供给侧改革导向,构建有效市场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合理统筹农村制度安排,有序推进政策措施高效衔接。     

我国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选择

乡村旅游是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风土人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生态环境为旅游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因此发展乡村旅游将为我国农村,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贫困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目前我国贫困地区乡村,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的乡村旅游发展还较为滞后,尤其在旅游服务、基础设施、接待能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乡村旅游应以农村为载体,以农业为依托,把环境、生态、民俗、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深度体验旅游;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保护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为重点,突出乡村地方特色,走协调化、特色化、品牌化、制度化、机制化于一体的道路,最终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渝东北地区的调查

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长期性、代际性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渝东北地区511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应坚持精准思维,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协同扶贫机制;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探析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原因和治理对策

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在界定贫困概念和线度的基础上,从中国农村贫困和城镇贫困两个视域,对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中国剩存贫困的治理对策。     

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建设思路及其启示

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了挽救乡村危机,提出了不同的乡村建设思路,并付诸实践.中华职业教育社认为适合中国实际的乡村建设思路起码应具备两点:以政权的力量推动农村经济复兴;农村建设的机构、事业必须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遵循精简、效率的原则.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借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建设思路,坚持政府主导,量力而行,走科学发展之路.     

近百年来中国农村建设考察

近百年来的中国农村建设呈三条轨迹多元模式向纵深发展,即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派的农村实(试)验、中国国民党主持下的乡村改进和中国共产党80年来的农村探索.其共同经验有:近百年的乡村建设是多种力量推动的结果,政府居于主导地位;明确了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尝试并创立了多项农村现代化新体制:乡村建设应循序渐进.忌讳急躁与政绩.其存在的问题为:社会各界好以贵族或救世主的眼光看待农民,好以城市模式来改进农村.好以控制资源、束缚农民实现改造农村的目标.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解决农民贫困的现实选择

农民贫困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现阶段农村贫困出现了新特点,原本的开放式扶贫已经不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其独特的优势,是解决现阶段农村贫困问题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