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最新法律对策

针对有组织犯罪的日益猖獗 ,日本最近颁布了惩治有组织犯罪的三项相关法规 :即《有组织犯罪对策法》、《通讯监听法》和《有关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此三法将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实体法、程序法以及证人保护制度融为一体 ,强化了刑事立法在打击控制有组织犯罪方面的效力。     

知识产权的性质——以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为例

文章通过对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双方的谈判立场的分析 ,剖析了知识产权的性质 ,认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 ,具有强烈的经济性和政治性 ,容易受各国的国内政策的影响。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 ,应注意这个问题     

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之修正——以运输毒品罪为视角

对毒品犯罪的惩处一直存在重刑化倾向,应予适当修正。司法实务中认定运输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不利于实现量刑均衡。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在具体适用时难以区分,可考虑合二为一。     

环境权法律属性分析——以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视角

我国司法实务部门自生自发开展的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环境权理论研究和探讨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环境犯罪刑事和解在理论基础、被害人确定、赔偿范围等方面不可避免涉及环境权问题。环境权利说、环境法益说和环境义务说三种理论在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的运用各有利弊,但环境权利说更能有效适应我国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以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视角,区分抽象环境权和具体环境权,从主体、客体、内容和性质等方面反思、重构环境权理论。     

知识产权法价值的伦理迷失及其回归路径

现代知识产权法在实践中带来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这一新型法律制度的质疑.本文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知识产权法价值的伦理迷失.因此,基于法价值范畴,重新审视知识产权法工具性价值和伦理性价值关系,检思知识产权法价值实然状态与应然主张的背离样态,探索知识产权法价值的伦理回归显得非常必要.法理念构建、法权利限制与法体系完善构成了知识产权法伦理价值回归的基本路径.     

知识产权共有法律问题研究——以财产法为视角的实证分析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共有是一种准共有.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在知识产权创新领域,共有知识产权的比例正在逐渐增大.知识产权共有发生以后,共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规则不仅要适用共有的一般规则,同时还要符合知识产权法本身的要求.知识产权共有可以分为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两种形态,这两种共有需遵循不同的规则.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立法及司法解释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应尽快加以完善.     

网络知识产权之双重救济模式——以美国为例

美国作为最早开始采用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对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受损而进行救济的国家,在网络环境下新风险层出不穷之时,因应知识产权在网络环境下的新型侵权风险,在以传统侵权救济方式进行救济的同时,进一步发展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并通过创设新的险种和新的制度进行专门性的保护,与民事侵权救济一同为新技术环境下新型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提出了更为全面的保护方案.在构建侵权责任法体系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救济方式的新发展也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救济立体化体系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之协调——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视角

知识产权被宣示为"私权",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倡保护的是公众利益,随着知识产权制度承载的现代生物技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迅速扩大,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孰轻孰重的内在矛盾日益突出,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关系凸显其重要性.生物多样性公约形成了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国际法基础,若以此为契机,能够贯彻利益兼顾、知情同意和可持续发展原则,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协调的现实可行性,通过界定农民权为一种先用权制度纳入专利法体系范围、承认并确立社区知识权、构建和完善生物与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三项举措,则可展现二者在实践中的理想结合,这不仅将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而且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利渠道,并促使二者在协调发展进程中相得益彰,焕发出生机活力.     

试论中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商业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日趋严重,其中典型的就是商业贿赂行为.本文拟结合我国已经批准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规定,来探讨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     

中国封建官吏犯罪惩罚问题研究——以唐律为例证的分析

为保证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行政效率,自秦汉至明清,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注重吏治.盛唐时期,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统治者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完善法律制度,唐律以"一准乎理,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在整饬官吏方面的立法颇具特色和影响.其中关于惩治官吏守职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规范,其设禁之严密,法条之详尽,集前代立法之大成,开后世立法之先河,且为宋元明清所沿袭,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知识产权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规定检视——以专利纠纷案件为视角

专业性案件专业法官专业化审理是知识产权法院设置应有之义.以专利纠纷案件为例,捡视中国知识产权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规定及实践,发现其更多地体现从应然性视角强调管辖案件范围,而忽视设置知识产权法院目标定位;管辖定位模糊,缺乏解决三地知识产权法院与三地外普通法院管辖权冲突的明确规则;欠缺具有技术背景知识的法官.完善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及审理,应限缩管辖案件范围,实行(三地)域内集中管辖与域外优先管辖相结合模式,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并谋求在立法中予以固化,真正实现知识产权法院对专业技术性知识产权案件实现专业化审理.     

中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现状与构建

国家补偿是许多国家对犯罪被害人损害进行救济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中国当前犯罪被害人救助实践和规范的梳理,从补偿对象、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和限制、补偿金来源、补偿机构与补偿程序等方面对中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提出构建设想。     

青少年犯罪原因剖析——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分析视角

本文以社会学的“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少年的宏观支持系统(国家支持子系统)、中观支持系统(群体支持子系统)、微观支持系统(个体支持子系统)的缺陷,再从社会支持的性质角度分析了支持现状的不足。重点分析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犯罪的直接关系,提出通过完善青少年社会支持系统来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策略。     

人工智能体犯罪主体资格证伪——以刑事责任之实现为视角

人工智能体的犯罪主体资格认定不能单从责任能力的有无中得出结论,而是应当从犯罪主体资格具备的实然角度,即刑事责任之实现角度进行分析。从刑事责任实现的实体角度看,现有刑罚体系对人工智能犯罪的制裁效果阙如,而增设新型刑罚种类的观点又面临逻辑悖论;从程序角度看,人工智能体因缺乏基本人权而在诉讼资格以及制度设置上面临着难以突破的瓶颈问题。因此,否定人工智能体的犯罪主体资格,而在既有法律框架内区别处理相关案件,才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刑事风险的应有之道。     

中国志愿服务工作的问题与优化路径——以浙江省乐清市为例

近年来,中国的志愿服务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志愿服务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然而,通过对浙江省乐清市的调研可以看出,中国的志愿服务工作在资金来源、志愿者组织登记注册等方面还面临诸多困难,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志愿服务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应在资金扶持、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上为志愿服务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各级志愿者协会要加强对志愿服务工作的指导和引导,促进志愿服务工作向常态化、规范化、项目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转型社会青少年犯罪成因剖析——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

社会控制理论是当代犯罪社会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工具,其为预防和遏制青少年犯罪作出了重要贡献。该理论在结合我国转型社会的现实国情基础上可为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提供一种路径。本文以社会控制理论为核心,通过对犯罪青少年自身因素,国家公权力对青少年犯罪的引导、预防、处置之道,以及影响青少年犯罪的诸种社会环境情势等的深入剖析,发现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主要是个体身心失衡、政府防控缺位和社会环境失序等因素。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困境、改革动向及路径选择——以越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为切入点

越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中赋予农民永久土地使用权及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的经验与教训,其对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期限无限顺延所引发的人地不均矛盾,是关系农村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重大问题。只有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才能解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所面临的困境。     

TRIPs与国内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印度参照TRIPs的规则调整了国内法律体系和相关组织机构。两国的国内知识产权制度有着深刻的国际根源。在国内改革过程中,两国都进行了一定的社会动员,为改革提供了舆论基础。中国和印度对TRIPs的遵守不仅扩大了两国的行动空间,也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规范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发达国家对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过于苛刻的要求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也不符合知识产权发展的正常速度和轨迹。     

培育新型农民的路径探讨——以四川省为例

新型农民的培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同时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环节.四川省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新型农民的培育更为紧迫.本文以四川省为例,首先对新型农民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提出四川省培育新型农民的必要性.然后对四川省农民素质状况与新型农民对素质要求的差距进行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探析四川省培育新型农民的路径选择.     

关于打击偷渡犯罪问题的探讨——以粤港两地为例

近年来,粤港两地的偷渡犯罪形势较为严峻,在偷渡的方式、偷渡的流向,以及偷渡的组织等方面,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当前粤港两地的反偷渡工作面临着打击海上偷渡难度大、反偷渡经费短缺、执法依据效力不足等方面的诸多实际困难.尽管粤港两地在打击偷渡犯罪方面密切合作,采取情报交流、资源共享、协作办案等方式,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合作成果,但仍有许多值得改进的空间.进一步深入开展打击粤港两地的偷渡犯罪活动,粤港两地应当继续加强合作,扩大会晤层面;加大情报调研工作力度;继续探索接收遣返协作模式;加强经费保障;实现科技强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