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对外关系史料考

《遣大明国》、《遣福建道陈子贞》及《答大明福建都督》是江户初期最能反映幕府的对明朝外交政策的基本文件。日本在庆长十四年,与朝鲜缔结了《己酉条约》(庆长条约),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然而,幕府政权与明朝的外交关系,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因为明朝政权在江户幕府创立不久就被清朝取代(1644年)。同时,最为重要的则是江户幕府通过两次大阪城之战的胜利,稳固了政权的基础。日本的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以上述史料为依据,对江户初期幕府对外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探讨。     

万历初政格局探析

万历初政上起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明神宗即位,下迄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历时十载。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与前后迥然有别,且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本文拟对万历初政格局的形成、作用以及遭到破坏和影响等进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权臣的争斗与万历初政格局的形成明朝自英宗正统年间“土木之变”后,元气大伤,走下坡路的迹象日益明显,至世宗嘉靖之世,更是江河日下,内阁中枢争斗无暇日,内阁首辅也像走马灯似的更迭。这种内阁大僚争斗的风气,至隆庆时不仅没有被扼制,反而愈演愈烈。隆庆朝的内阁大学士高拱凭借…     

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

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前后,大量明人移居日本。这些住在日本的明人,数量庞大,成分复杂,他们为时代所推移,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战争之中。文中以万历朝鲜之役为背景,考察在日明人这一特殊团体在战争前后的活动状况,以窥见当时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人员往来与迥然不同的归属意识。     

日藏孤本《勋贤祠志》及相关史事

明朝嘉靖年间,著名学者王阳明逝世后,其门生合力在杭州城外龙山建起天真书院,祭祀阳明先生且讲论王学.万历七年,敕令毁天下私建违制书院,天真书院迅即毁弃.万历十二年,朝廷议准恢复重建,并且赐以“勋贤”祠名.当时任杭州府同知的喻均主持修建之事,而撰有《勋贤祠志》,配以图版.此书国内久佚,惟日本尚存一孤本,反映出重修之勋贤祠,仅作为祭祀祠堂,放弃了书院的体制,这是因为明朝朝廷并未完全停止压制私家书院的意向.     

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

万历年间册立太子之争被称为＂争国本＂,围绕册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万历与廷臣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博弈。整个事件由廷臣温和的建议开始,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以至于谣言四起,最后借助太后的力量得以解决,按祖制皇长子朱常洵被册立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洛受封福王。争国本是认识明朝政治运作的典型样本,折射了专制王朝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     

明万历援朝抗倭后朝鲜社会秩序再建——韩国文献《社约辑录》研究

明万历间,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派兵援朝抗倭,前后近七年,最终日本败退,朝鲜国土得以光复。此七年间,朝鲜关壁江山,尤其是南部诸道,尽为日军所占领。日军于其占领地区,实行破坏朝鲜本土文化之行为,故光复后,地方耆绅着力于社会风气之改造。文内所举之韩国文献《社约辑录》所录之社约,肇建于明正德间,日本侵略后被迫废止,万历间朝鲜光复,遂有新约之立,其后延至清朝中叶,实为难得珍贵之史料。文章兹就其于明中叶以后所立之社约,以窥当时朝鲜社会之状况。     

德川幕府初期对明朝和朝鲜的积极外交策略

从学界鲜有关注的幕府“海禁令”发布(1633年)以前三十年间的德川幕府对明朝和朝鲜李朝的外交来看,在明朝取消经贸往来、加强海防、既而军事威慑,同时附以战争罪责的道义质问和非难,以及幕府面临西方基督教而“禁教”而自我收缩的外交困境下,江户幕府积极主动与明朝的直接外交虽然未有明显的进展,但通过与朝鲜的积极接触进而实现了与朝鲜的关系正常化.同时,幕府也积极展开了对荷兰和越南的一些经贸往来.     

试评徐渭杂剧代表作《四声猿》

徐渭是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杂剧作家,他的杂剧《四声猿》,被誉为“明曲之第一”,笔者拟就《四声猿》的得名、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几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     

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以元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

辽宋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纂修义例问题,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争辩,绝非仅仅是史书编纂体例问题,而是有关辽宋金"正统性"的大问题。直至元朝末年,由脱脱拍板,最终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清时期,有人反对辽金的"正统性",也是围绕着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展开。明朝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颠覆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的"正统体系",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这从明朝官方未支持有关重修宋史的建议、并由国子监主持刊行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就能看出来。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坚持北方民族王朝立场阶段还是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都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这从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以及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等方面也能看出来。民国以后对辽金"正统性"的认识曾有所反复,但很快就转到承认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的立场上来。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并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主张华夷互相吸收,逐渐否定单一的汉文化选择而强调多元文化选择,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南朝鲜发现李王朝时代大部头小说《明珠宝月聘》

据日本《产经新闻(晚报)》1981年3月18日转载南朝鲜《朝鲜日报》3月17日报道称,南朝鲜发现了一部李王朝时代的大部头长篇小说《明珠宝月聘》,作者不详,内容是以距今约150年前李王朝时代的两班(李王朝时代的一种贵族)和平民为主人公,通过结婚仪式等当时的风俗,描写了他们的生活状况.此书现在收藏在汉城的一所古代建筑——昌庆苑的藏书阁.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明清时期的北方宗族与地方社会——以河南新乡张氏宗族为中心

张氏宗族是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居河南新乡的北方宗族。在明末清初时,凭借宗族内正确的教育方针。张氏族人开始科举仕宦,涌现出以张缙彦为代表的科举入仕之人,张氏也逐渐成为当地望族。本文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张氏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状况以及其进行的一系列宗族建设,并且注重研究兴盛后的张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希望能使对北方宗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全明词》新补15家59首

从国内所藏图书中陆续辑得38家150多首明词,大部分出自珍稀本古籍,难得一见。现依《全明词》及《全明词补编》体例,整理刊布。此文所刊布为15家59首。     

晚清民国以来的河北宗族述略——以河北宗族族谱为中心

在河北宗族的建设上,明清与晚清到民初并没有大的断层,而多表现为一脉相承,这一发展特色既有其外在的原因,又有它内在的原因。从清代到民国,农村宗族的变迁是缓慢的,它的迅速衰落不是制度的废除,很大程度上也不是新思想的宣传,而是外在的冲击。     

明代中朝贸易及贸易中的相互了解

明代中朝两国的密切联系,带动了两国贸易上的往来。中国对朝鲜的贸易主要集中于明初的几朝,朝鲜对中国的贸易则贯通有明一代。两国间的贸易,较好地解决了各自所需而本国又不能保证供给的问题,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使两国在贸易中得到了相互了解。     

图腾制度对中国宗法秩序的塑造与影响

图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宗法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形态和生活样态.图腾制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的血缘划分原则构成了西周昭穆制度和"选建明德"两大国家制度的根据,而源自图腾制度的"礼"则成为宗法国家的规范基础.更深刻的影响体现在对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塑造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原则补充了国法,成为官府治理地方的辅助工具;宗族则成为审判机构等级系列中的初审法庭.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之路的重要关键,就是要在精神文化内核上,彻底打破宗法藩篱,重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     

《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

明代纂修的历朝实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朝鲜的《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属同一性质的官修史书。二者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 ,将之予以比较研究 ,有助于加深对官方史学活动的认识。     

从王元翰诗四首探其与东林党之关系

王元翰所秉持的言官精神,使其赞同东林党的政治立场,并引东林党人为同道,视东林党人为“救时”之辈,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改变现实政治的希望。无论是否有自觉意识,无论在朝在野,王元翰与东林党人都有自觉和不自学的精神联系,而王元翰被劾辞朝以及后来起复不果,亦皆与东林党有关,由此可观其个人的政治品质以及从万历后期至天启初年朝中党争的状况。     

论《左传》关于季平子的记述

关于<左传>中所记述的世卿,自汉至清的历代学者,都以乱臣贼子视之,因此,对<左传>褒赞鲁国世卿季平子的记述大加批判.这是在<公羊传>"讥世卿"的经学思维下对<左传>大义的误读.近代有学者认为<左传>作者有"尊季氏"的倾向,故书中多有袒护季氏家族的言论,然以全文观之,并不尽然.<左传>记史,并非以一种绝对的是非观去看待一个阶层或一个人物,而是在具体的史事中体现其思想.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行为,作者或据周礼批判其行为,或据事实反思周礼的弊端,体现了剧变时代史家的思想张力.     

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

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治理,政治的生命与活力在于公开,公开方可赋予政治治理以理性精神。以儒家传统话语而言,则为决之“公论”,“公是非于天下”。然而这一点的实现,则需要相应的媒介作为载体。本文所探讨的邸报,就是“公论”与“公是非”的介质。中晚明的邸报,其承载内容之全面,覆盖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不仅使明代政治呈现高度的公开透明性,而且有效促进了儒家士大夫的议政热情。晚明的“清议”风行,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以明代历史沿革而言,邸报之从无到有,至万历臻于极致,进而延续至明亡,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于政治制度建置上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