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州燕氏墓志的几点补充

燕氏三代墓志,既有家族的几代兴衰与传承,更记录着当时的历史史实,其中尤以燕忠墓志最具史料价值。本文在前人著述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证,对燕氏家族世系的梳理特别是江西官场相讦案的官场规则及因果分析和评价,具有现实意义。     

蓟州燕氏墓志的几点补充

燕氏三代墓志,既有家族的几代兴衰与传承,更记录着当时的历史史实,其中尤以燕忠墓志最具史料价值。本文在前人著述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证,对燕氏家族世系的梳理特别是江西官场相讦案的官场规则及因果分析和评价,具有现实意义。     

和蕃使崔汉衡考——以新出土《崔汉衡墓志》为中心

崔汉衡曾于唐代宗、德宗朝4次出使吐蕃,两度参与唐蕃会盟,是中唐时期唐蕃交往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为促进唐蕃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河南洛阳出土的崔汉衡墓志,为研究崔汉衡的家族世系、生平仕履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利用《崔汉衡墓志》中的记载,及该家族其他成员墓志的记载,大致可以复原正史中原本断裂的崔汉衡与其五世祖之间的世系传承。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除了可以考察崔汉衡一生的仕宦履历外,也可以帮助解读在一些事关唐蕃关系的大事件中,崔汉衡所发挥的作用。     

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

最近第一次公布的陕北出土唐至五代三方党项拓拔氏墓志(<拓拔守寂墓志>、<李仁宝墓志>和<破丑氏夫人墓志>),对于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拓拔氏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在对上述三方墓志考释的基础上,基本理清了唐初党项拓拔氏部迁徙的历史,即迁徙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辨证其主要家族的世系及活动,解决了过去中外学者研究中的疑难之处;以三方墓志对其祖源的记述为根据,讨论了学界长期争论的党项拓拔氏的族源问题.笔者认为,应以史书及<拓拔守寂墓志>所记其源于西羌为确,并研讨了党项拓拔氏从唐末后攀附元魏鲜卑拓跋氏的过程.     

梁国王墓志铭文初释

辽代梁国王石鲁隐术里者是秦国太妃之夫萧和的第三子萧孝诚的第三子,汉名萧知微,其妻是惕隐司仲父房查懒瑰引宰相第四女、耶律仁先四妹涅睦衮别胥.在出土的契丹文铭文中有自阿古只以来历代子孙的详尽记载,其史料价值非常珍贵.这些墓志的出土,可将萧和一系六世子孙中之一部分厘清,对研究辽史和契丹史有很重要的意义.     

辽代皇族六院部夷离堇房相关问题考

本文利用新解读的辽代契丹文石刻资料研究成果,与汉文石刻资料及文献史料相互印证,对《辽史》的《皇族表》、《皇子表》及传、纪中关于皇族六院部夷离堇房记载不清楚的问题及错误予以匡正,搞清了痕得瘾.帖剌、解里宁.蒲古只和曷鲁宁.匣马葛三个历史人物的父子关系,解决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这三个人物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三个人的争议问题。同时,纠正了《辽史》中的某些错误记载,也纠正了以往学界对《耶律羽之墓志》的误读,厘清了辽皇族六院部夷离堇房复杂的世系,列出清楚的世系简表。又对帖剌与玄祖被害案、蒲古只与释鲁被害案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岷州攒都沟藏族土司世系及相关史事研究——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中心

岷州攒都沟后土司向来被认为是甘青地区的重要土司家族,与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同出一族,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史料中关于其家族世系大致有五种记载,各史料相互之间亦多有抵牾.本文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核心,对该土司的世系及相关史事进行了分析研究,初步厘清了后氏土司的世系、品级等相关问题.     

云南高氏家族谱牒文化研究

高氏家族是云南历史上的一个名门望族,在云南各地留下了许多谱牒,现存的谱牒有12种。这些谱牒对于研究云南高氏家族的始祖问题、族属问题、家族世系问题等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云南高氏家族谱牒文化研究

高氏家族是云南历史上的一个名门望族,在云南各地留下了许多谱牒,现存的谱牒有12种。这些谱牒对于研究云南高氏家族的始祖问题、族属问题、家族世系问题等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考释

河北省大名县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李爱鲁墓志》一方,为学界提供了关于元代大名路唐兀昔里氏家族后裔的新史料。墓志提供的信息有利于进一步考证史籍记载元代大名唐兀昔里氏家族人物关系。此件墓志是今存元代大名西夏人的珍贵文物,弥补了大名唐兀昔里氏家族未曾发现实物证据的缺憾。     

侯莫陈氏族源书写新探

族源书写是胡族融入汉族社会、淡化自身种族身份的汉化手段之一,表现为胡族通过改易姓氏、嫁接世系、攀附汉人祖先和郡望,以“源出于汉”的族源书写形成族源认同。北朝隋唐时期侯莫陈氏家族在反复改易姓氏的过程中与刘姓产生密切联系,利用刘姓的祖先资源建构了源出于刘、避难入边的历史。透过侯莫陈氏墓志的族源记载,可以历史性“复原”侯莫陈氏攀附汉人族源的过程。族源书写的内容呈现出愈是晚出、愈加精密的特征,这一知识整合过程反映出侯莫陈氏家族对于汉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认同感不断增强的发展脉络。     

唐禄赞萨逻墓志考释

唐禄赞萨逻墓志墓主人的姓氏、籍贯、亲属,以及投唐的时间等信息,皆与禄东赞家族的信息相吻合,但此人与史书记载的其家族圣历二年投唐事件无涉。考察墓志可知,吐蕃论氏家族的投唐事件至迟在武周垂拱初年就已有发生,而史书缺载。另据此墓志,《元和姓纂》尚遗漏早年投唐的论氏家族成员论钦陵子禄赞萨逻,而且早在垂拱初年已经投唐的禄赞萨逻就以禄为姓。另外,由禄赞萨逻投唐事件,我们还可以窥见吐蕃上层昔日斗争的更早的一些内幕。吐蕃王室与论氏家族的这番权力之争,至迟在唐武后垂拱元年就已经明朗化了。     

唐论惟贞墓志及论氏家族源流事迹再考

论惟贞为唐代著名的吐蕃族裔,其家族数代为吐蕃王朝与唐朝所倚重。其本人《新唐书》有传,但事迹颇为简略。其墓志的发现,首先为该家族史的研究又添一新史料。根据其墓志,该家族与吐蕃王族有密切的姻亲关系,而并非王族。其墓志多处可补《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等史籍之阙;史书碑铭对其家族多位成员之官爵记载不一的原因,是他们生前或逝后,因论氏子弟功勋再著而家族不断得到新的封赏和追赠的缘故;志主个人的发迹与其家族在历史上的二次光显,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之际,该家族又以戮力勤王,效忠王室而再振家声。志文对论惟贞及其家族的勤王平叛事迹亦多有补正。     

韩知古家族的婚姻与政治

韩知古家族是辽朝仅次于皇族耶律氏、后族萧氏的大家族,终辽之世,影响颇大.其家族与契丹、汉族、奚、渤海等民族的通婚状况是汉人在辽朝政治活动的一个典型反映,也是辽代的婚姻政治的特点以及胡汉同化现象的一个反映.笔者结合近年来出土的韩知古家族墓志的相关记载,将韩氏家族在辽朝的婚姻嫁娶情况及特点作一简要概论.     

云南高氏家族碑刻文化研究

高氏家族在云南各地留下了许多碑刻,内容包括寺院碑、墓志铭、告示碑、记事碑等。云南高氏家族碑刻对于研究大理国的历史及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土司制度、云南高氏家族的家族世系、高氏家族与云南佛教的关系、大理国时期的段高关系、元明清时期高氏家族与木氏家族的联姻等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云南高氏家族碑刻文化研究

高氏家族在云南各地留下了许多碑刻,内容包括寺院碑、墓志铭、告示碑、记事碑等。云南高氏家族碑刻对于研究大理国的历史及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土司制度、云南高氏家族的家族世系、高氏家族与云南佛教的关系、大理国时期的段高关系、元明清时期高氏家族与木氏家族的联姻等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争夺新扎城千户长官职之诉讼文

本文探讨的是一件收藏于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的古藏文文书.该文书系一份争夺新扎城千户长一职的诉讼书.托马斯曾将此文书译成英文,并编制勒贡家族世系表.但托马斯对文书中的几个关键词汇理解有误,且对勒贡家族世系的排列上也出现了问题,故本文在提供藏文文书的原文和汉译文的基础上,考证了与本文书有关的历史背景,以及部分词汇,并将托马斯之误解一一列出,以供同行研讨.     

元代汪世显家族碑志资料辑录

汪世显家族在元代的社会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本文对近 年来发现的汪氏家族成员的碑铭墓志资料作了尽可能详细的介绍。     

金城公主入蕃同行人员考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和亲入蕃,进一步巩固了唐蕃间的舅甥关系,这是唐蕃关系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通过出土文献与历史文献的相互印证,考察了唐朝送亲团队和吐蕃迎亲团队的组成情况及相关成员的生平经历,进一步完善了唐蕃交聘使者团队,丰富了唐蕃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史实。送亲团队包括杨矩(杨弘矩)、郑惟忠、周利用、贾令琬、李知新等人,迎亲团队包括尚·赞咄、尚·钦藏、明悉腊等人。杨矩原名杨弘矩,后因避讳而改为杨矩,据《杨孝弼墓志》等新出土文献可补充杨矩的世系、生平等内容。贾令琬、李知新等人见于新出墓志而未见于史载,对于了解金城公主开府及入蕃时人员组成等多有裨益。     

常遇春家族与"蓝玉党"案

对常遇春和常氏家族的历史我们的研究还相当浮表,许多问题只停留在常见的史传资料上.本文通过大量的史料,对常氏家族与"蓝玉党"之祸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常氏家族在明初统治中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悲惨结局的必然性,这是明太祖朱元璋专制统治的政治特点,也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