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人为本"发展观的价值意义

“以人为本”是表示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关系时,要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目标。以人为本既是一种发展观,又是一种价值观,体现着发展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建立和谐社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全面、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作者分析了人类思想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看法以及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得出人与自然的“主—客”辩证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把握人与自然的“主—客”辩证关系,明确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处理好改造自然与改造人的关系以及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关系。     

坚持唯物史观 实现“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反思。过去,由于曲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逐渐滋生了一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忽视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克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解读

本文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社会进步相协调的发展观、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三位一体的发展观”几个方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哲学解读。     

当代世界发展观之流变

当代世界发展观经历了从单纯经济发展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从短期发展到可持续发展,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从单一发展到科学发展观这样一个发展变迁过程。在当前,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观。     

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的同步增值──关于“以人为本”何以可能的思考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它倡导以人的价值为本位,这与市场经济的趋利属性之间必然存在张力。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种悖谬现象究竟应该归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商品经济本身?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最终指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以人为本”的可能性。本文认为,商品经济具有使人的价值和物的价值反向变化的可能性,而要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必须具备必要的制度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提供了可能性根据,因为它提供了实现人的价值和物的价值共同增长的制度保证。     

当代中国人本思想的理论创新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虽然不是新命题,但它在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实践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就其人本理念而言,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对我国传统民本思想以及西方人本主义的变革和突破;就其价值本位而言,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在价值取向上的超越和升华.     

论科学发展观对发展价值的扬弃与深化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发展观,蕴含着深刻的价值内涵．包含着对发展的新认识和关于发展价值的新判断。以人为本是对“以物为本”的价值扬弃,全面协调发展是对片面发展的价值否定,可持续发展是对掠夺式发展的理性矫正,统筹兼顾是对公正、和谐的价值追求。     

以人为本发展观探略

在对比以神为本、以物为本之后,指出以人为本发展观是人类发展观划时代的进步。同时,分析以人为本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最新成果,指出以人为本发展观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     

“以人为本”的人学立论依据

“以人为本”不是马克思的惟一命题,但只有到马克思才成为了一个科学的命题。“以人为本”在理论上何以成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的立论前提:“现实的人”超越了对人的存在的抽象理解;立论条件:人的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的辩证统一超越了对人的价值的片面认识;立论基础:人的生成本质超越了对人的本质的形上独断;立论关键:人的自由全面的现实发展观超越了对人的发展目标的纯粹直观。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