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盟辞的文学性及时代性

先秦盟誓是中国古代文体中的一种应用性文体,而<左传>盟辞更足其集中体现者.透过这些盟辞我们会发现,<左传>盟辞的句式、用韵、修辞和结构是非常讲究的,具有很浓的文学性.<左传>盟辞反映出春秋时代的社会心理认识趋向"信任危机",社会中最活跃的主体不是诸侯和士而是这两者之间的卿大夫.另外,春秋时代的妾的地位要高于后代的封建社会.     

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

<诗纬>是形成于汉代的纬书的一种,与<诗经>相配.<诗纬>中对诗的性质的认识"天地之心",对<大明>、<四牡>等提出的"四始"、"五际"说,以及对<诗经>中的篇义、诗句的揭示、阐释和引用等,都表现出纬学的特点.<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既是纬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汉魏六朝的文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

儒家文化的"常道"是指从先秦儒学到秦以后儒学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这个"常道"所包含的主要内涵或核心价值应该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其凝聚为<易传>中的两段话,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中华精神".     

盛世君王的"成功"颂歌——从所颂对象考论《诗经》三《颂》的主旨

<诗经>三<颂>的主旨是颂人而非颂神,颂时王而非颂前王,颂"今"而非颂"古".<颂>诗的根本性质是颂美时王之盛德、成功并以之告神.<周颂>31首诗只有4首可视为颂神,余皆主颂人.<商颂>作于殷商后期,亦以颂时王之成功以告神为主旨.<鲁颂>纯颂时王,无告神之意.从所颂对象的性质是神灵还是时王这方面考查,<诗经>三<颂>的主旨是相同的.这一结论是阐释、研究<颂>诗的基础和出发点,它揭示了<颂>诗的本相,揭示了<颂>诗的创作特征和规律,澄清了前人关于<颂>诗的误解,亦有助于确定争论已久的部分诗篇的作时.     

肯定还是反讽?——对尼采一个美学观点的解读与思考

尼呆<偶像的黄昏>第19节以"反讽"的修辞策略,对主体为美"立法"、以入作为美之中心和判断标准的美学观表示存疑和否定,文本解构传统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暴力和话语权力,设想有一个审美活动的"更高的趣味判官"来取代人的位置,这个"更高的趣味判官"就是尼采理想的"超人".     

《青春之歌》接受模式的历史变迁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问世至今,在文学接受的历程中呈现出论争、改编、质疑、肯定等多种接受形态.最初关于作品的论争和作家的修改说明了文学接受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艺术阐释的强力规范和压抑;新时期出现的"红色经典"的质疑与消解是人们文学阅读中"游移视点"的接受反应;而对于<青春之歌>的再解读则是立足于新的文化视野和批评语境对经典文本的特殊观照.<青春之歌>在承传中进行着新的历史重建,凸显出新的文学接受美学意义.     

《西厢记》恋爱心理描写的辩证艺术特征

王实甫的<西厢记>创造性地表现了崔莺莺和张生复杂而隐秘的恋爱心理,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情感美、心灵美,谱写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颂歌.王实甫运用心灵辩证法艺术方法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增强了作品表现的男女恋情的艺术魅力,在中国戏曲史上赢得了"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的美誉.王实甫成功运用了具有中国古代艺术美学特色的真与假、虚与实、冷与热、快与慢等对立统一的艺术辩证法描写恋爱心理,是<西厢记>艺术成就高于元代其他爱情戏之独特原因的关键所在.     

从晚明画谱看当时文人的审美取向

晚明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也是中国版画画谱出版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画谱创作是晚明文化思潮和文人品味风尚影响下的产物,具有相似的风格和审美特征,追求"精雅之趣"、"天然之韵"和"灵动之美",反映了晚明文人多元化的审美取向.     

论《左传》关于季平子的记述

关于<左传>中所记述的世卿,自汉至清的历代学者,都以乱臣贼子视之,因此,对<左传>褒赞鲁国世卿季平子的记述大加批判.这是在<公羊传>"讥世卿"的经学思维下对<左传>大义的误读.近代有学者认为<左传>作者有"尊季氏"的倾向,故书中多有袒护季氏家族的言论,然以全文观之,并不尽然.<左传>记史,并非以一种绝对的是非观去看待一个阶层或一个人物,而是在具体的史事中体现其思想.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行为,作者或据周礼批判其行为,或据事实反思周礼的弊端,体现了剧变时代史家的思想张力.     

《老子》的作者及其成书时代

<老子>非一人一时一地写成,而是经过后学多次补充、加工、阐释、整理而成.<老子>最初由老聃口述大义,其后学整理成最早的传本,老莱子和太史儋是<老子>在流传过程中的整理和再次加工阐释者.<老子>初稿成于春秋末期,最后写定在战国末年或汉初.李耳是汉代人对老聃的另一种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