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到城市:1950年代晋绥南下干部对成都的接管与改造

城市接管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为了顺利接管城市,中共中央在北方老区抽调了大量干部南下主导接管与建政。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系统培训,这些干部总体文化程度较低且城市工作经验不足。在进入城市接管后,他们往往沿袭北方农村工作经验。以成都接管为例,晋绥南下干部尽管顺利实现了“接收”的目标,但在后续“管理”阶段,他们简单从农村工作经验和阶级路线出发,例如禁止黄包车运营、排斥旧职员以及质疑耗资较大的下水道工程等,无不体现了中共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困境。但自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灵活变通、不墨守成规的总体工作思维,最终使他们实现了这一转换并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和南下干部并肩南下

1949年秋，秦岭战役结束后，十八兵团在秦岭北麓渭河一线休整，准备进军大西南。我所在的六十一军医疗队驻扎在宝鸡县范家崖村。     

基于产业转移的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研究——以衡阳市为例

产业园区建设是引导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因素,衡阳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基地,城市产业在调整升级,城市空间正转型重构。衡阳城市空间发展轨迹大致分为内向发展——轴向扩张——圈层扩张三个阶段,新时期衡阳市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载体规划构建“一轴、三核”的产业总体布局。在产业促动下衡阳城市空间由单中心多组团发展模式,逐渐转变为内部方格网外部圈层生长的“十字”型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为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协调城市功能,文章从建立多中心体系与功能组团,采取轴向生长的空间发展模式,强化结构性生态要素的控制,完善产业区功能、产城融合、产城互动,对接区域、融入区域空间结构等多个方面阐述了衡阳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建议。     

县域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初探——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当前国内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构建侧重于生态环境建设,而在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民生改善、社会保障等方面考虑不够深入。构建县域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应坚持系统性与代表性相结合、科学性与规范性相结合、整体性与独立性相结合、定性化与定量化相结合、导向性与创新性相结合、可操作性与可比性相结合等六项基本原则。基于此,笔者初步研究并构建了衡阳市的县域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分为三级,包括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环境文明、生态社会文明、生态精神文明、生态制度文明等5个一级指标,经济增长状况、绿色发展模式等11个二级指标,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等46个三级指标。旨在为衡阳市的县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标准和依据,同时为衡阳市委、市政府以及相关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与工作部署提供参考和借鉴。     

南下干部的楷模——田健

在福建省浦城县老促会,有一位白发苍苍、年过八旬的老人,每天坚持上下班,他就是浦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南下干部田健。田健1926年出生,山西省长治县人,1985年1月从浦城县人大主任职位离休。离休后,他主动担任起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关工委名誉主任、新四军研究会名誉会长等七个职务。他曾先后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离休干部先进个人、老龄委先进个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老促会工作先进个人、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等。     

与忻斤县南下干部在一起的日子

1949年7月18日平江解放时,我正在平江县城培元完小教书,虽然放假了,但没有回家。我亲眼目睹解放军和忻县南下干部进城的盛况,他们虽经长途跋涉,但个个精神抖擞,队伍整齐,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干部奸淫掳掠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     

父亲是南下干部

我的父亲宋春荣，中共党员，1928年出生在山西省陵川县冶头村，1946年在晋城县公安局参加工作。1949年3月，父亲随长江支队六大队南下至福建省福安县，后来又转战江苏、内蒙古，直至离休。     

血染康王桥——缅怀南下干部侯国珍烈士

从山西南下湖南岳阳至今已六十几年,在清明节之际,我们五名在岳阳的南下干部来到了烈士陵园。深切怀念在岳阳县康王桥镇＂四·三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年仅18岁的南下干部侯国珍烈士。     

史笔丹书颂伟业——南下干部入湘60年纪实

翻开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档案史册,成千上万名优秀党员干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北方解放区千里迢迢南下．他们在三湘大地留下了不朽的辉煌业绩,彪炳史册。     

城市滨水风光带景观建设研究——以衡阳市湘江生态风光带为例

城市滨水风光带建设已成为城市文化景观建设的重要内容。衡阳市湘江滨水风光带景观建设的基本优化方案为:显山露水,建设浑然一体的景观带;合理规划,形成优美的景观轮廓线;挖掘文化,建设本土式园林景观群;以人为本,建设多元化沿江休闲区;丰富水景,增添滨水休闲区的活力;量化资源,实现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加强当代中青年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在当前抓紧抓好中青年干部培养的过程中,要充分估计国内外形势对中青年干部的思想影响,从而认识到加强中青年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中青年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     

加强组工干部队伍建设 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加强组工干部队伍，提升组织部门公信力是其重要方面。当前，组工干部要以提高政治素质为前提、业务素质为重点、拒腐能力为关键、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人民群众对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试论副职领导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 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人们在谈执政能力时，更多地关 注正职领导的领导能力，而忽视副职领导的被领导能力。副职领导是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被领导能力是领导干部不可 忽视的能力。     

高校学生干部的培养与校风建设的关系

对高校学生干部在校风和学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作了深入地分析 ,指出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是高校校风、学风建设的关键 ,并就如何加强高校学生干部的培养 ,促进校风建设提出了设想和建议。     

提高中青年干部素质,实现高等教育新的跨越

21世纪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世纪。高校中青年干部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其素质直接影响和制约着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加强中青年干部队伍的建设 ,大力提高中青年干部“四个素质” ,是我国高等教育走改革创新之路 ,实现新的跨越的关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干部的基本经验

努力培养和造就干部，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组织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党的政治路线，用独创的整风方式坚持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注重年轻干部和在职干部的培养、着重培养和造就高级领导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理论辩证地吸取和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胜利的组织保证，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理论。     

江南文化与江南诗学笔谈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     

重庆城市郊区化发展前景探讨

城市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当前它已是我国国家发展的“六大战略”之一。而重庆作为我国最大的一个直辖市,在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中还处于初级阶段。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加快城市化是重庆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此,对在重庆主城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重庆城市发展该向何处去进行了探讨。     

贯彻十七大精神 推进苏南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七大强调又好又快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开放,注重改善民生,提升发展目标。十七大精神指引苏南地区经济社会健康、科学、创新、和谐和率先发展,推动苏南地区在巩固和提升建设更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朝着经济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目标发展。     

新时期高校学生干部群体发展现状与培养对策——以湖南高校为例

高校学生干部是大学生中综合素质相对较高的骨干群体。调查发现,高校学生干部这一群体发展状况总体是好的,但同时存在理论水平不高、看重个人的发展、心理压力普遍较大等问题。当前,高校应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对学生干部的理论指导、价值引导和心理疏导,强化学生干部的精英意识,促进学生干部群体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