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唐诗人审美心态与诗歌意境的变化

随着社会政治和文化特质的变化,中唐诗人的审美心态和诗歌意境都显示出与盛唐不同的特点:盛唐诗歌的情感基调昂扬明快,意境阔大外展,注重自然浑成,体现了盛唐诗人对天籁之美的追求。中唐诗歌的情感基调郁闷低沉,意境狭窄内敛,注重雕琢修饰,体现了中唐诗人对人工之美的追求。     

“韦柳”诗风辨

韦应物和柳宗元一直并称为"韦柳",他们都承继了陶渊明的诗歌风格,形成了陶、韦、柳的范式体系。而"韦柳"的并立,形成了学界的误解,认为两人风格相似或相近,其实他们二人的生活旨趣、人生经历和诗歌追求并不相同。文章着重辨析"韦柳"并提的过程和原因,从"韦柳"的"本色"诗风中分析韦诗高雅平淡的风格、柳诗幽怨旨远的特点,并客观地评价"韦柳"在文学史上名家的地位。     

论黄庭坚诗歌的审美艺术兼与唐诗比较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北宋洪州分宁人（今江西修水）,是有多方面卓越成就的文学艺术家,尤专于诗道。他不但与苏武并称“苏黄”,而且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代表了宋代诗歌的主要特色,有人贬斥黄庭坚诗歌晦涩难懂,语言生硬模糊,令人费解。担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同一性,缺点从另一面看就成为优点,诗歌的模糊令人费解的同时也能够带来含蓄蕴藉,飓尺千里的审美境界。同样道理,我们从另一角度也将看到黄诗独特的审美艺术,以及与唐诗的主要区别特征。黄庭坚诗歌的独特审美艺术,体现在他的诗歌（尤其是写景抒情诗）注…     

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

李白与杜甫诗歌的经典化过程,在历代唐诗选本中有不同的体现。现存的唐五代选本,仅三种选李诗,一种选杜诗,且评价不太高,这里有时间、地域等原因,更主要的是认识不到位,这与韩愈等诗人对李、杜的高度评价形成较大反差。宋、元人对李、杜的评价很高,唐诗选本却常常不选二人诗,主要理由是二人全集易得且不宜割裂,这其实是一种尊而不亲的态度。明代唐诗选本普遍重视李、杜诗,不但二人诗在选本中占突出地位,得到最高评价,而且是李、杜并尊,李、杜诗歌的经典化,在明代唐诗选本中正式完成。这一经典化过程,可见经典具有耐读性和累积性,随着时代的进展,李、杜诗的意义愈加凸显,而且光景常新。     

道士与唐诗

道士诗人作为唐代诗人的一个阶层,为唐诗的鼎盛作出了特殊的努力.本文对道士诗人进行了分类,并对各类代表诗人及诗作的特色进行分析.非诗人道士作为世俗诗人的交往对象,是引发诗人诗兴的直接媒介,本文以司马承祯、张果和毛仙翁等三位引发诗潮的道士为例,以见他们对唐诗繁荣的间接性贡献.     

唐诗与科学

诗歌与科学都是用不同的方法.手段探求生活真理，却又是彼此相适的一中外历史都已证明。古希腊史前的长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仅可以看到当时希腊的历史风貌，同时还可以经出气象图，测出能驱散罗马船只的大风暴；在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作品中，能看到他用诗歌资项原子学说，这对后世科学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屈原在（天向）中，一口气提出170多个问题，其中有40多个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对宇宙的起源、日月星辰何以不坠落、太阳每天走过的路途和人类起源等等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表现出诗人张博的知识、磅园的感情、博大的胸怀和丰…     

盛唐诗幸:百年来唐玄宗诗歌研究综论

唐玄宗的诗歌在《全唐诗》中独立为一卷,外加各种零散拾遗、补编,数量达70余首,有唐一代帝王中,数量仅次于唐太宗,在整个的唐诗里亦不容小觑。近年来,学界的关注热点也渐渐从唐玄宗政治生涯、对盛唐诗歌繁荣的贡献等方面向诗歌成就转移,对其诗歌特色的探讨也时常散见于学术论文之中;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学位论文,更将对其诗歌思想和艺术特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较高的程度。因此,梳理既有唐玄宗诗歌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作出预设和展望日显必要。     

新时期诗歌的死亡意识流变

当代诗歌中死亡意识的传达有着清晰的流变轨迹,尤其是进入新时期后,其总体走向呈现为从外向内、从群体向个体、从凸显英雄主义的崇高意境向张扬个人主义的多元形态的嬗变。死亡审美及其表现方式的不同,归根结底是社会价值观和生命哲学观所决定的不同人生观及死亡观的形象化呈现。     

元诗法与唐诗批评

元人诗法著作十分丰富,但向来为治批评史者所忽视,以为其"浅陋",为"伪托",颇不足观,但元诗法论著无疑是元代颇为重要的诗歌批评方式,其诗学观念能较全面地反映元代诗学思潮,因而研究其诗学见解,探讨其诗学观念,特别是有关唐诗批评的内容,对于了解元代诗学风尚,深掘元代"举世宗唐"的诗学内涵,颇有价值和意义.     

唐诗与历史地理学

唐诗中蕴含着丰富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学内容,其中涉及历史地名学、历史自然地理学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等,历史人文地理学如经济、人口、民族、交通、城市、文化等诸多学科领域。对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进行一番细致的耙梳整理和深入挖掘,对于科学认识唐代的地理环境及建构起校完善的唐代历史地理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     

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创变

纵观王安石一生,其在诗歌创作领域对韩愈的态度经历由基本肯定到颇有微词、再到重新审视的曲折过程。王安石早期学韩古体,从字句、意象到"以文为诗"的章法,后又转入近体领域,将韩诗古体风貌融入律绝;中期则形成自己的风格体式,一度与韩诗相距较远;但在晚年又将学韩的注意力从韩诗古体转入韩诗近体,尤其是绝句,颇得自然活泼、清新流丽之趣,同时又对长篇古体进行创变,以律化加强古体韵律感。如果说韩愈的主体风格是在古体中得以实现的,那么王安石则将韩愈的风格特征推进到各种诗歌体式之中,融会贯通。     

千年变与守:中国诗歌,乡关何处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消费时代,诗歌的生存空间正日益逼仄。回溯中国诗歌数千年来的变迁与发展,反思新诗探索的成功与代价,追问诗歌在消费时代被边缘化的因由,由此探究中国诗歌的命运走向———如何在沉寂之后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央?无论夸大新诗,还是独赞古诗,都未免过于片面武断;复兴汉诗,必须从中国诗歌的传统中汲取资源和力量。     

唐诗中江南商人与商人妇的抒写

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条件,江南地区的城市体系在唐代得以丰满并迅速发展.由此带来的变化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生活方式,并与区域传统交会碰撞,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结构,进而影响到文学的生产.作为"诗的唐朝",涉及江南商人及商人妇的诗歌正体现了这一新的文化结构.诗中对他们生存状态与情感空间等的抒写,既彰显着这一区域的人文传统个性与现实政治生态,也昭示出江南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精神结构的新变化.     

唐诗中杨花意象之流变

意象是构建诗歌意境的必备要素,诗人往往喜爱营造意象,用意象进行思考和表达.自然花草树木是诗人所钟爱的意象,随着时代的不同,也被赋予约定俗成的象喻意义,但由于诗人情感、审美情趣各异,也拥有不同的情思.杨花因其特质,在唐诗中经常出现,又因时代的不同,在数量、意蕴上而独具特色.杨花意象在和不同意象的组合中,也产生了不同象喻意义.     

唐人论唐诗——中唐诗论家之身份地位及其理论学说

唐诗发展经过盛唐高峰期后,承接的是中唐诗人,他们自觉地意识到需要求"新"、求"变"。所谓"中唐新变",是指从贞元、元和年间开始,诗人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学说出现崭新面貌,如韩孟奇险,元白平易,形成一股创新潮流。这些诗人,既是诗论家,亦大多是有功名官职的政治家;其诗论有承接杜甫现实主义带有儒家诗教色彩的"风雅"论,也有继承王昌龄饶富创作艺术的"诗境"说。在承先启后之余,更有一些思想上的突破。例如,中唐诗人宗儒尚"风雅",然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突破性地选取女性诗及僧人诗;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下开辟"雄肆险怪"诗风;白居易主张较为"意激"的"讽谕美刺"说;还有别具一格,由诗僧皎然、权德舆等倡导诗心禅趣之"意境"说,都是唐人新创。其贡献价值不仅在于古典诗歌,也在于现代诗歌之尚意韵味流。如此,中唐诗论确有它的底蕴内涵,在乎挖掘者深度。     

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创变

基于宋代学术的不断演进,王安石对韩愈的思想学术有所不满,但其诗歌创作却受韩愈多方面影响,无论在内容、意象、体式、诗句等多个方面都有不同的呈现。但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继承却是以其特定的时代文化为背景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通过对王安石与韩愈诗歌关系的考察,我们既可以深入地了解王安石诗风的特点,也可以具体而微地把握宋诗特色的形成过程。概言之,王安石一方面对韩愈的整体思想学术持较严格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在自己的许多具有代表性诗作中继承和发扬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     

康熙与清初宗唐诗风

康熙在清初唐宋诗风的消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帝王,他不仅通过考试、作诗、论诗等多种手段来强调唐诗之正宗,引导诗坛风气,同时通过选诗、重用文人等策略,使诗歌等文学艺术为其治统服务。     

唐诗与音乐双生双美

唐诗不仅是以绘声传达音乐之美,而且唐诗的语言文字本身就蕴含着“音乐”,这是唐诗的魅力所在。诗中有乐、乐中有诗、乐入唐诗是唐诗一大特色。唐代诗人把大自然的音乐之美、空灵之美,作为诗歌创作艺术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审美境界是唐代诗人普遍的、自觉的追求,这也是当时诗作高下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唐诗所蕴含的这种音乐美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诗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