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教会医药事业对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伴随近代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西医学被广泛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中国统治者、士大夫及医药从业人员对来自西方医学的挑战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从开始了解西医知识,接受西医治疗,允许传教士开办医药事业,到中国人自己开办西医药机构,改革医药卫生制度,从而拉开了中国医学现代化的序幕。     

李提摩太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传教士的特殊身份,"文化侵略"几乎是传教士近代在华事业的全部诠释,并一直影响人们的视听.实际上,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在进行其传教事业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载体,李提摩太所带来的西学在中国的传布,是时人汲取西学的主要来源,并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客观上促进了汉学在西方的传播.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     

林乐知在华的文化活动

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华活动及其特点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就是众多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结果是其追求的基督教文化并未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而服务其传教目的的那些西方的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先进的文化却得到广泛的传播.这种"种瓜得豆"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世界文化交流中较特殊的一面,也说明宗教文化的传播必须有科学的传播机制和良好的接收机制,二者缺一不可.     

从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来看"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有很大影响,也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对这场争论进行溯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扩张、宗教改革、政教关系等等因素的作用,但贯穿始终的是中西方这两种本位主义文化背后潜在的观念冲突.冲突既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也各自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之间和中国士大夫之间,而且自传教之初就已经存在,在其他的因素的作用下一步一步彰显出来,直至最终激烈的争论的爆发.     

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救助事业以实现其传教之目的。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医疗、慈幼、灾荒赈济等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地践行了西方社会先进的施救理念与模式,为中国社会救助实践树立了新的榜样。在中西救助实践的比照下,中国社会救助事业逐渐开启了学习西方,扬弃传统的近代化之路。     

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礼物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适应策略

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通过礼物构建人际网络,为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空间。礼物传教是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具体体现,也是天主教本土化的尝试。耶稣会传教士通过向士大夫、官员甚至皇帝赠送礼物的方式,适应中国环境来传播宗教,为天主教寻求保护者和构建高端人际网络,是明末清初天主教成功移植中国的有效方式。从"礼物"角度去审视明清天主教,或可为我们思考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有益参考。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等文化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文明和思想在交流过程中势必引起碰撞和冲突,这造成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读,其混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内核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尽管如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

19世纪 30年代起 ,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为后盾 ,在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 ,包括布道、建立传教站、举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等。然而 ,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而是要实现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征服 ,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改造中国。 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具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     

教案史研究的新收获——评《中国教案史》

张力、刘鉴唐同志合著的《中国教案史》最近由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部七十五万余字的煌煌巨著,它概括了公元八世纪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至解放前基督教各教派在中国传播、流行及有关教案的历史。因此,它也可视为一部基督教在华传播史.在这之前,关于基督教在华传播情况的论著,多为外国作者或中外传教士所作,其观点不仅偏颇,内容上亦多只保存了各教派在华活动踪迹,很难概括出整个基督教在华活动的全貌。从清代便已开始的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也多停留在另星的史料考订和断代研究上。解放后,为揭露帝国主义宗教侵略本质,近代教案研究一度盛行,它对于唤     

冲突与促进:十九世纪时基督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及其影响

19世纪时,中国各地教案迭起,民教纠纷不断发生,引发强烈的政治冲突;西方传教士热衷在中国办学,传播宗教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四书五经大相径庭,引发文化教育上的冲突;民间涌现反洋教宣传,抨击基督教为"异端邪说",表现出中国传统儒学与基督教两种异质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冲突.这些冲突之所以出现,与19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直接关系,更与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天然差异、基督教的侵略性、中国民众保护传统文化的民族意识等有深刻关系.这些冲突的客观结果是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改变了民众的传统观念,也促进了基督教内部爱国自立运动的兴起乃至中国基督教自身的变化.     

基督教传播与中国科学的关联和影响

基督教在华传播与科学技术的关联是中华基督教史的特点。本文以此为认识轴线,将基督教在华传播分为唐元、明末清初、近代中国三个时期,以科学和宗教结合为视角,探述不同时期传教士在华科学活动的特点及对基督教传播、中西方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中国想象传统的“异国情调”

西方传教士的中国历史书写是传教士中国想象传统的一部分。在传教士的中国史书写中,通常具有过度审美倾向,这类似于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异国情调"。文章从异国情调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语境出发,分析了异国情调从乌托邦向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从18世纪末,在传教士的笔下,中国的版图、人口、自然资源等,成为了可以被西方基督教文明征服的对象。     

明末历局与西学东渐

明末历局的开设及其组织编译《崇祯历书》和引进西方天文仪器,使中国的天文学走上了与世界天文学共同发展的道路。西方传教士也借进入历局参与修历的机会,得以深入宫廷传教,并使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事业在“南京教案”之后重新振兴。     

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

欧洲文明的两大支柱——希腊文化和希伯来信仰,在四千年华夏文明的土壤上,其传播、嫁接的生命力,注定是艰难曲折的。百年租界文化尽管地区不够广,但影响深远,在现代中国文教事业上的开拓性和示范性,不可抹杀。近现代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意义上的中学、大学、学院和各种正规学校,首先在租界出现,而最早的现代学校,多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或与教会有关。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教育大约处于西方16世纪宗教改革以前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知识为主;到20世纪初,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一飞跃同教会大学是分不开的。特别应注意到:革新的教会学校沪江大学,确立了教会大学中国化的"沪江模式"。     

西方文化侵略的再认识——19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探析

19世纪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 ,传播了大量的西方文化 ,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这是外教报刊在客观上产生的积极意义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外教报刊在华的作用 ,不能简单地把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说成是“文化侵略”。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外教报刊的作用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19世纪外国传教士创办华文报刊的"合儒"策略

19世纪,为了配合西方殖民者时中国的殖民政策,在华从事办报活动的外国传教士,采取"合儒"策略,以中国人熟悉的方式,向他们宣传西方的宗教、科技、社会制度,为落后的中国带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文明,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这种"合儒"策略也在不断演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对外传播正面临着如何打破中外文化之间的隔膜,提高对外传播效果的难题,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对外国传教士办报活动中的"合儒"策略的研究,获得一些启示.     

中国索隐派与西方易学研究的兴起

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石铎琭神父的《本草补》与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

明清之际入华的方济各会传教士石铎琭神父在传播天主教之余,利用他所掌握的西方医药知识,为教徒和民众治病疗伤,不料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行医治病成为方济各会传教士吸引中国民众加入天主教最温柔和最有效的手段,其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胜过神学的说教。后在清代文人刘凝的劝说和协助下,石铎琭将所掌握的西方医药和药方贡献出来,并整理成书以《本草补》之名刊印。这位原本以传播天主教为己任的西洋传教士万万没有想到,他因慈善之心而萌发的善举竟为中国药物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传教士东来与西学传播

从唐朝初年到清朝灭亡千余年间,中西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外来传教士执行不同的政策,决定了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逆顺难易有所不同,在中国所处地位和作为也不尽相同。传教士东来经过了从时断时续发展到持续不断,从以个人来华、在上层中间活动为主发展为以团体来华、深入民间活动为主的历史过程。传教士东来中国不仅手捧圣经,同时也负载着西方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在较高层次上从事文化交流的某种素质和条件,除了传播"福音"之外,还参与了众多的科学文化活动,扮演着传播"西学"的重要角色,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