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反性现代化”与文学批评理论的“自反性”

贝克“自反性现代化”指现代化的自我对抗、自我改变、自我危害和自我终结,“自反性”不同于“反思性”。它是风险社会的理论基础,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也具有“自反性”,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常宁方言中“得”的能性用法研究

常宁方言中“得”的能性表达主要有助动词和补语标记两种用法.作助动词用时构成“(不)得 V”格式,作补语标记时构成“V(不)得”、“V(不)得O”、“V得OC/VO不C”、“V得/不CO”等格式.“得 V”一般用于疑问句、否定句中,使用范围受限;“V 得(CO)”使用较自由.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出现在“得 V”中,“V 得”中的 V 只由动词充当.“得 V”一般表主观能力和对客观事件能否实现的主观估测;“V 得”既可表主观能力、推测,又可表客观可能和情理许可.二者分工除部分重叠外,处于互补状态.     

浅析“三言·序”中冯梦龙的小说批评理论

明代后期文学家冯梦龙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经过加工编撰而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他的小说批评理论主要见于为“三言”所做的三篇序言。在“三言”序言中,冯梦龙归纳总结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流变历程,指出了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强调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探讨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并注重小说的教化作...     

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中的“气”本论

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中的“气”本论,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一是魏晋南北朝是古典散文以“气”为本论的提出与确立期;二是唐宋是古典散文以“气”为本论的发展与兴盛期;三是元明是古典散文以“气”为本论的承传与充实期;四是清代是古典散文以“气”为本论的深化与完善期。上述四个时期,标示出我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中对以“气”本的标树与论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的历程。     

关于“方言特征词”理论的回顾及思考

汉语方言特征词属于比较方言学的范畴,是基于现代汉语方言词汇的横向比较研究而产生的。要深化汉语方言词汇研究,必须在方言词汇宏观比较的基础上开展方言特征词的研究。从方言特征词理论的提出至今,方言特征词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在方言特征词的性质和范围上存在争议。存在的争议主要是由特征词的提取方法造成的。     

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中的“养气”论

我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中的"养气"论,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先秦至南北朝为孕育与凸现期;二是宋元为拓展与充实期;三是明代为深化期;四是清代为完善期。上述四个阶段,标示出我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养气"之论经历了一个不断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的历程。     

20世纪60年代黑人利益集团的崛起与美国政府的应对——“最后通牒”博弈理论的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发生于美国的以黑人利益集团为主体的争取自身利益的活动,以及美国政府所作出的回应。最终得出黑人利益集团在60年代末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最终的愿望是想要融入美国社会,而由于自身的经济条件不发达,以至于在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并最终销声匿迹。     

言语行为理论下的关中方言“把”字句研究

运用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对陕西方言都市剧《百家碎戏》中搜集到的1194条“把”字句进行探讨分析。发现关中方言对话中的“把”字句除了具有塞尔归纳出来的断定行为、指令行为、表情行为、承诺行为外,还有推测行为、断定兼表情行为、指令兼表情和推测兼表情行为,每一种行为在语法手段和修辞方式的选用上都有其特点,疑问句可以表达多种行为。关中方言对话中的“把”字句表示指令行为和断定行为时,与普通话对话中的“把”字句表达的行为有共同点,也有区别。     

“团结-批评-团结”方针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历史证明这个方针不仅解决了当时党内的思想斗争,实现了党内、党和人民群众团结的目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实现了党内、党和人民群众的和谐。这一方针对我们在当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拭”“揩”“抹”“擦”“搌”的历史演变与方言分布

“拭”“揩”“抹”“擦”“搌”是一组表“擦拭”的同义词,它们历史层次不同,意义范畴也有所不同.自先秦到明代,书面文献中一直以“拭”为主,清代开始萎缩,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拭”则只保留在古语或个别成语中(“拭目以待”).而“揩”自魏晋以来,一直在缓慢发展,但从没占居主导地位.“抹”“擦”作为后起之秀,明代以来就非常活跃,至今天二者平分秋色.“搌”作为方言词没有多大变化,始终居于次要地位,文献用例甚少.     

寻找民族文学批评的正确性与可能性——评《“走出”的批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阐释与实践》

在文学被视为"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语境中,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空间已经被无限拓宽,它的严正性不只是仅仅体现在对于年轻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正面建构,更重要的是它在积极面对创作实践所累积起来的方法论资源及其介入策略,这应当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必要的知识谱系和学术规约。在这个意义上,《"走出"的批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阐释与实践》能够给予我们丰富的滋养。     

“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批评演进在中国

在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对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解释主要从对立的矛盾、美学范畴、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人物形象、典型和艺术思维等角度对“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进行了分析,并构成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理论思考的深化与“理论局限”的成因——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再认识（二）

胡风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方法＂持续深入的认识,与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文艺观有深刻联系,这在他对＂同路人＂的思考上得到集中表现。因此,胡风文学批评局限又是以＂自相矛盾＂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近些年的＂胡风文学批评＂研究中,胡风并非真正＂自我＂和＂有根＂的话语方式颇受訾议。对于＂胡风理论局限＂的形成根源,更需要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生成和发展流程上认识,更需要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局限的思考中得到认识上的深化。     

程度副词“很”与 “老(东北方言)”的语法语义差异

程度副词在汉语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使用频率是很大的。尤其像“很”这个程度副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东北方言中的“老”也是一个使用频率特别高的程度副词,二者的意义接近,所以本文将二者从语法语义上进行对比,总结出二者语法语义上的异同。     

“大师的批评”之另一面——论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局限性

30、40年代的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大师”级人物。沈从文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写下大量的批评文字。作为“大师的批评”,沈从文的批评文字的确有独到之处,但其局限是非常明显的:个人艺术趣味对其文学批评的制约;对左翼文学现象作简单化排斥、抵制所反映出的批评家学术立场的缺失;对理论的轻视与排斥所表现出的轻理智主义倾向。     

现代汉语方言词“洋性”考

方言词汉字记音形式的不同会影响到方言词的词义变化。现代汉语方言词“洋性”(yangxing[ia?■⁵⁵i?⁰])有多个不同的汉字记音形式,以“羊性”“洋性”为主,两者在词义、语法和语用等方面既有区别,又有关联。考察“羊性”源流,发现词化后“羊性”最早出现在《醒世姻缘传》中,随后逐渐引申出“盲目从众的”“追求新奇的,好奇心重的”“放肆的、不受约束的、不听从的”等意义。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认知心理的变化,方言词“yangxing[ia?■⁵⁵i?⁰]”的汉字记音形式中记音字“洋”逐渐替代了“羊”,濡染混同,“洋性”延展演化出了新的意义,并经过不断复制传播,逐渐由单纯的记音形式变为常用词。     

普通话“打”与西南方言“打”比较谈

从＂打＂字的基本意义和语法功能等方面对普通话中的＂打＂和西南方言中的＂打＂进行比较分析。＂打＂是现代汉语中词义最复杂的单音词之一。通过普通话中的＂打＂和西南方言中＂打＂字的比较,基本意义和语法功能等方面进行考察,对汉语泛义动词＂打＂字进行再探讨。     

刘文良著《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凸显“中国特色”

生态批评是一个新生事物。一些人认为,“生态批评”纯粹就是一个舶来品。也许,就“生态批评”这个概念来说,确实是从西方漂洋过海而来,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学界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就一定只能是“鹦鹉学舌”,中国学界完全可以建构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体系。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曲“丽”论

"丽"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批评的重要美学范畴。在戏曲"本色论"视野中,褒扬"藻丽"者视"丽藻"为曲文之根本;而非议"藻丽"者反对曲词过分文饰,认为修辞太甚,会掩盖自然本色。戏曲是否应该"藻丽",关键在于能否"自然而然""天然入妙"。在戏曲"才情论"视野中,高扬"丽情"者重视文才,认为文才有助于语言修辞,从而生成和表现戏曲的形式美。他们体味了"辨丽本乎情性"的内涵,认识到没有充沛的情感和审美诉求,则不能创作出丽曲,"丽情"的关键在于"适度"。在戏曲"南北论"视野中,曲论家以"清丽""流丽"和"雄丽""爽丽"等区分南戏、北曲的不同风格,揭示了其形成的不同原因,把握了受众欣赏时的不同美感,体认了两种"丽"美质性的不同,并比较了其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