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食货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之后形成的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食货派形成以陶希圣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队伍,注重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专题史料,并以此基础,在寺院经济史等方面开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从食货之学到社会经济史——社会史论战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催生和形塑

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正式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辟出两种经济史路向:一种是直接源自论战、以理论为主导、以宏观通论为特征的经济史;一种是扭转论战方向、以史料为基石、以专题研究为主要方式的经济史.第一种路向使经济史后来居上、地位迅速攀升;第二种路向真正使经济史研究步入正轨.中国经济史研究驶入专业化轨道而日益发达,终于附庸蔚为大国,实由食货派导其先路.在论战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已经形成.此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超越了传统的食货之学,呈现出"社会经济史"的形态,不同于单纯的社会史或经济史,而是一种具有总体视野或通史眼光的经济史.     

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变动时期.陶希圣在北京"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气氛中,鉴于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的空泛,在学术上调整思路,整装重发,创办<食货半月刊>[1],潜心收集史料,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异军突起.但这一中国近代史学颇具意义的学术史却因诸种原因未被充分认识.     

宋代功利主义思想研究

宋代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及其与理学家的论战,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精采的篇章之一。以荆公新学、永康学派、永嘉学派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在与理学的斗争中发展、深化了古代的功利主义思想,把我国古代功利主义的发展,推上一个新的高峰。从此以后,中国古代功利主义,才具有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功利主义才被学术史家们目之为一个学术流派。因此,系统地总结和探讨功利主义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陶希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转向

大革命失败后,人们以社会经济史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现象的发展、探讨社会的形态及其变迁的新趋向,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迅速兴起.然而,在社会史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试图重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的倾向明显,一度陷入“谩骂式”政论.在反思社会史论战的过程中,在理论与材料关系方面,人们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陶希圣也积极倡导搜集史料,主张史料与理论并重,掀起了所谓的“食货运动”.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考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所共同信仰的学术信念和价值目标是唯物史观,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在研究实践中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从共同体的外部环境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进行论战,在此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社会史论战中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迁,社会史在这一时期复兴。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研究特色、学术传承、学术期刊等方面逐步出现了分化与整合的学派化趋势。"华南学派"深深扎根历史人类学之中,并开始跨区域研究;"华北学派"以北京、南开学术群体为代表,逐渐多元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且团队合作优势明显;"新社会史"派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步扩大在社会史学界的影响力。各学术团体及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使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分化与整合,这不仅推动着该研究领域不断细化、深化,也推动着该领域的重新定向。     

二战后年鉴派社会史研究片论

在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几大流派中,法国年鉴学派影响最大。该学派以社会史、经济史为发展方向,其中社会史的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逐渐发展壮大并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从社会经济史到心态史、政治史,从计量方法的使用到叙事史的复兴,年鉴派的社会史不拘一格,却不断引领史学潮流的发展。年鉴派社会史在二战后的成就,说明社会史主要是一种研究思想和视角,而非僵化的概念和体系。     

论科玄论战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

从将后现代性看成一种对现实观照的思想态度或风格来看,发生在 1923 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一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历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从时代上看这是中国走上现代化之初的一场论战,但科学派提出的人生观充满了现代性精神,而玄学派所提出的人生观,以及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批评,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后现代性的特征。而科学派对玄学派的批评,又具有维护现代性的特点。     

历史社会科学： 联邦德国史学领军流派崛起之路

致力于批判社会史研究的联邦德国“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个迅速崛起的过程。比勒费尔德大学作为组织中心,为学派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机构空间和体制土壤。凡登赫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作为社会合作伙伴,为学派著述的出版发行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便捷渠道。《史学批判研究》丛书和《历史与社会》杂志作为思想展示的舞台,促进了学派的人员凝聚、成果交流和理论传播。凭借这一时期掌握的体制性和社会性资源,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构建起了学术交往网络,积累了学术资本,拥有了学科话语权,并且赢得了名誉、声望和影响力。它的成功表明,机构设置、学术出版和专业期刊等外在因素在史学流派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盛转衰:食货派史学研究探析

抗战爆发之后,食货派的学术活动大致经过了中辍、重振及终结的历程。他们虽利用劫余的资料进行研究,但缺少极具影响力的著述。食货派秉持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旨趣,创办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重建食货学会,恢复学术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于政治立场的原因,食货派的事功精神缺乏革命性,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刊落在自己的学术视野之外,理论构建明显薄弱,逐渐丧失了个性和生气,其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因之顿然减色,史学成就也大不如前。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再认识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主流学界将其视之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这一定位以政治立场界分学术派别,武断地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范围,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对手.毛泽东的"文化围剿"说是形成这一看法的重要依据.然而,若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看,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是唯物史观的内部争论.这是因为:第一,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史是论战各方共同的理论立场;第二,论战各方基本遵循和使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总之,视角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切换,造成了论战学术定位的巨大差异.     

“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

学界通常将魏夫特的"治水社会"理论和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理论作为中国水利社会史的学术源头.但事实上,水利社会史的学术源流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人文地理学,随后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也受其影响颇深.这一传统持续影响到近年来由蓝克利、魏丕信等法国学者对中国山陕民间水利问题的研究.文章以山西为例,提出了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和体系.     

傅安华及其史学成就初探

傅安华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就已跻身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他在剖析考据派和唯物史观派之利弊的基础上大胆提出新史学建设的构想.傅安华身历社会吏大论战,对中国社会形态发展有着深入思考,主张秦汉奴隶制之说,否定商业资本主义单独构成一种社会形态,成一家之言.傅安华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创时期的先驱者之一,他对中国社会史的细部考察多具有开创意义,亦反映了他关注和同情社会底层的经世情怀.     

史地学派与近代国都论战

南京在中华民国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然民国时期政局纷乱,南京的地位频繁升沉,而其作为国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亦饱受质疑。一系列质疑之集中表现者,即为数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首都论战。在此过程中,“为南京作强有力辩护”的史地学派积极推动西方地理学的传播,发挥史地之学致用功能,开展长达30年的对南京的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对国都问题的关注,既体现了该学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寻求平衡与发展的努力,亦反映出民国时期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和在地化应用。史地学派对南京的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集中表现为张其昀、沙学浚等人全面、深度参与近代国都论战,“为南京做强有力的辩护”。此论战第一阶段为1928年前后张其昀与北派地理学者白眉初等论证南京作为都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第二阶段是抗战胜利前后,沙学浚、李旭旦等多次回应首都论战,对南京位置价值、空间价值和都城价值进行新的阐释与评判。史地学派从初涉南京史地问题到全程参与国都论战的过程与其知识凭借,既是学派成员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选择的缩影,亦是西方地理学传入和运用的体现。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略述（上）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主要分为古典学派(旧派)和近代学派(新派)。古典学派最早系统阐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该学派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意志自由,刑事责任本质上是一种道义责任;在刑罚论方面,早期古典学派有学者主张目的刑论,但大多数古典学派学者主张报应刑论。近代学派对犯罪原因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该派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的反社会人格;基于社会责任论,近代学派反对报应刑论,主张目的刑论,认为刑罚目的在于防止再犯、防卫社会;近代学派在保安处分和刑事政策研究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就意志是否自由、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刑事责任本质为何、在犯罪认定上应当坚持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刑罚根据是什么等领域展开了长期论战。论战结果是两派在责任论、刑罚论等多方面走向融合。两派论战还促进了后期古典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二战以后,西方刑法学者通过对法西斯刑法思想的清算和以往刑法思想的反思,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刑法理论。     

理论与历史学的创新

学术科学发展的最根本要求是理论创新.创新理论一般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所以提出新观点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创新是从实践中抽象、结晶而来,必须经过多年的实际研究和积累.历史学的发展也依赖于新观点的提出,比如:郭沫若先生用中国考古、古文献材料结合五种生产方式的论点,提出中国社会发展也是遵循五种生产方式,把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扩充成为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问题,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研究方面接续了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的传统,在1943出版了<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一种特殊的奴隶社会,把中国古代看成是和西亚、罗马古典古代并行的一个社会时代.这本书成为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开端和过去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的延续,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多源多线的,这种多民族多文化的观点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     

对日本大众传播学研究学术流派的考察——以1945-1979年为视角

战后日本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进入大众传播研究阶段,马克思主义学派、环境学派、美国学派研究成果显著,勾勒出日本传播学学术研究的大致轮廓。这三大学术流派各有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向展开学术研究;环境学派以李普曼的"拟态环境"为背景,运用"拷贝支配"和"心理暴力"的视点探讨大众传播的强力效果;而美国学派则趋于深受美国大众传播学研究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取向。     

“封建”新辨——关于近年来中国秦汉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争论的述评

秦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曾经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焦点.这一讨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落潮后,再起波澜.本文以"否定论"和"肯定论"两派为线索,对20世纪末以来学术界对该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进行了述评.     

《矛盾论》与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

中国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主要是在艾思奇派和叶青派之间展开的。这一论战,可以说是苏联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在国际上的扩展和深入。李达曾将西洛可夫的著作当作清算自己过去受德波林学派影响的根据。艾思奇则把米丁的著作看作是判断正误的标准和批判叶青的照妖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