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说文》段注对训诂方法的贡献

清代以前 ,人们训释词义时或“以形索义” ,或“因声求义” ,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 ,在训诂实践上存在一些局限和失误。段玉裁在继承前代训诂学成就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训诂方法 ,并运用于《说文解字注》 ,较好地克服了单独使用形训、声训的局限 ,在寻求语源辨析假借以探求词的本义 ,以及词义系统研究、同源词研究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为传统训诂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会意字记号化成因研究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其意义是通过字形表达出来的。现代汉字教学中，我们因无法确知今形与今义之间的意义联系，从而不能正确解读其形、义之间的联系。形义联系脱节导致了汉字记号化问题，《说文解字》中的许多会意字便存在此问题，这主要是由于词的古义和本义不被人理解所致。     

汉字的“因形示义”在教学中的应用

汉字的“因形示义”,是根据汉字以形表意、构词能力强的特点提出的凭借字形展示字义的教学方法。本文强调指出,这种方法的运用既注意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而不因循守旧,又注意吸收今人在教学科研中创造的新经验;并着重论述了如何进行汉字的“因形示义”教学及有关的重要问题,以提高汉字教学的效果。     

《说文解字》系统论

许慎的《说文解字》在对汉字的形、音、义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系统研究文字学的科学范式。这种汉字形式系统就是“部首”与“六书”。部首是汉字的宏观系统，体现在５４０部归并、排列及部首内容属字的排列次序上。六书则是汉字的微观系统，它将汉字发展中符号化与表意功能之间的张力反映出来。同时，《说文》抓住本义，推究万源，为汉语词义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汉字的形、音、义的训释中，许慎还由经籍子系统与通人子系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引证系统。     

汉字的文化功能及对汉文化传播的意义

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殊载体,成为汉文化圈共同的文字基础。从形体构造言,以义构形、以形索义的构字特点及规律,使汉字字符既具有形象、象征性,又兼具高度抽象的符号功能。从其文化功能言,汉字因字、词的某种一致性而具有蕴化新词的独特功能;其社会功能则形成中国古代独特的文言系统及文言经典。高度的超时空性使汉字跨越了历史及方音的双重障碍,播及古代四邻国家。正是因了汉字的借用,越南、朝鲜、日本等邻国在文化精神、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都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     

汉字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

汉字是用来记录语音的文字符号。每一个汉字都代表一个语素,一个词汇。汉字和现代汉语词汇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一方面,汉字会受到汉语词汇的制约;另一方面,汉字又会对汉语词汇的形成产生影响。以汉字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而言,其主要体现在:汉字见形知义的特征,使得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汉字的书写方式,使得其所要表达的词义,可以通过汉字的字形判别出来。     

求本义新法

求本义，是字义词义研究的关键。汉代以来的文字学家探求本义的主要方法，一是因形求义，一是据书证归纳。在字形依据不坚强、书证不全或义项较复杂的情况下，这两种方法就有些软弱无力。本文提出求诸同族字、求诸词义系统的两种方法，可以克服传统方法的局限，作为传统方法的补充     

混用易误的中医常见字例析

汉字具有集形、音、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其应用的复杂程度致使人们难以完全掌握汉语的用字规范。今参考4本考释书,对法藏敦煌中医药文献中发生误混误辨频次较多的5组汉字,从字形、读音、词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作出判断。     

外国留学生形符书写偏误分析

以拼音文字记录母语的外国留学生的形符书写错误,表明学生一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汉语能力,对汉字的形义关系也有了一个粗浅而模糊的认识,面对所记录的汉语词,他们可以由词义而词形、由词形而字形地推导演绎,显示出某种合乎逻辑的推理能力。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些错误又混淆了作为语言单位的词与作为语言书写单位的汉字的界限,误将字所记录的词义甚至句义等同于形符的意义,并据以改写形符,将表示字义的形符当作汉语的表意单位。形符书写错误同时也表明学生对形符的把握还处于从非理性向理性过渡的中介状态。对这种中介状态的描述与研究应成为今后汉字教学与科研的重要课题     

论合成词的喻代义和语素喻代义的关系

词,是由语素构成的。要了解词义,除了要了解构成这个词的语素义、词内语索义之间的关系外,还要了解词义和语素义之间的关系。词义和语素义的关系是丰富多彩的。其中词的比喻义、借代义和语素的比喻义、借代义,二者之间的关系尤为复杂、微妙。(为行文方便起见,下面把比喻义和借代义统称为喻代义。)探讨二者之间规律性的联系,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还具有实     

汉字的语言义与超语言义

汉字不是单纯的记录汉语的符号。从起源看,汉字与汉语是异源同流的关系,汉字的形义与汉语的词义不完全等同,汉字的意义系统是形义和音义的综合,语言义和超语言义的统一。     

汉字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最大难点简论

汉字笔画繁多,形体复杂,数量庞大,信息量大,使很多外国人望而生畏,汉字障碍成为外国学生进一步学习下去的颈瓶。汉语词汇积累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汉字。汉字无法见形知音,是导致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学习汉字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写汉字意味着思维方式由一维的线性排列结构的认知改变到二维的方块结构符号的认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对汉字"以形别义"的区别方式本来就不敏感,更何况汉字的表义度也很低,很多汉字很难从字面上找到理解词义的阶梯。对外汉语教学界普遍有重听说、轻读写的倾向,且欧美学生听说能力优于读写能力。这些都导致汉字成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最大难点。     

中韩同形汉字词差异及原因探讨

长期以来,韩语借用汉字来记录自己的民族语言,汉字词是韩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韩同形汉字词词义又存在异同的情况,因此,需要在进行分类描写的基础上,从语素义、复合词结构、民族心理对词义引申的影响等角度,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及特点。通过比较,以期对汉韩汉字词使用及反观汉语特点有所启发。     

2008年“三校生”语文高复分类、特点、难点及要求

分类特点难点要求语音、文字掌握拼音方案.掌握常用汉字正确读音.书写规范。音、形、义，如:炙一灸;形似、音似现象，如隅一偶。辨识、记忆、理解，运用举一反三方法进行归类。语汇(包括成语)结合语言环境，辨析词语，如:“弥满”与“弥漫”。词义的轻重、范围的大小、搭配关系     

从“糸”字汇的类化看中国古代汉字文化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糸”字汇,从“糸”字汇的演变发展分析了汉字的发展规律———以形示义、形兼音义。而类化则是汉字以形示义的重要手段,凭借各种类化方式使汉字成系统、有规律演进。“糸”字汇的类化反映了汉字构形的认知思维理据———具相思维,以及汉字的文化镜像功能。     

因语境求义论

所谓因语境求义,就是根据古代文献的具体语言环境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它主要是用来探求言语中的词义。因语境求义可以分成因上下文语境求义、因文例语境求义、因辞例语境求义、因情景语境求义、因语法语境求义和因古代社会语境求义等类别。运用因语境求义的训诂方法来探求和诠释词义,应遵循“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基本原则。     

浅论词的理性意义

理性义是词义的基本构成成分。目前，研究者们公认概念义属于理性义，然而，词在概念义之外是否还包含其他理性义，除概念义之外的其他理性义都包括哪些下位类型，这些问题的研究对深入了解词义本体及其他相关的词义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朱熹《集注》、《集传》训诂方法论析

朱熹继承前人并发展了因声求义、据境求义、据形索义、稽考旧注法等训诂方法;金石证古法在朱氏那里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据义理通训诂法则乃朱氏所独创,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对当今训诂学的发展也颇具启示作用。     

论王氏父子以“俚”证“古”的释义方法——兼论“高邮王氏四种”中的清代俗语词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我国传统训诂学的集大成者,他们秉承"因声求义"的治学思想,对我国传世古籍进行了一番详析细审。在释读词义的过程中,他们不仅综合音义还会通古今,利用清时活的方言俚语来疏解古字古义。本文便着眼于此,由父子二人词义训释的实际语料入手,剖析其古今形音义互证的训诂方法,并结合现代汉语普通话及方言中的相关用法,阐述所涉方俗语词在现今的延续与传承。     

“汉字形音义一贯说”质疑

我国传统的文字学家,历来主张汉字形音义三者一贯。所谓三者一贯,是说一个汉字必须包括形体、声音和意义三个要素,形、音、义三者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其中一个要素贯穿、统摄其余。这个观点称之为“汉字形音义一贯说”。从汉字形音义三者一贯说出发,传统的文字学家把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划分为三个方面:形篇——研究汉字形体;音篇——研究汉语声韵;义篇——研究字义(实际是研究词义)。这种划分法,实际上是把文字学研究的内容包括了汉字形体字、汉语音韵学、训诂学三个方面。文字学既研究文字,也研究语言,这就把文字学与语言学混淆起来了。汉字形音义三者的关系是一贯,还是不一贯?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研究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