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贺长龄治黔方略

贺长龄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在1836到1845年间担任贵州巡抚期间,他勤政爱民,致力治理贵州民族地区。他整肃吏治,缉匪安民;兴教办学,培养人才;重视农业,发展工商;公正处理贵州民族关系,禁革少数民族陋习,从而推动了贵州民族地区的治理开发。     

左宗棠其人与清军收复新疆之战

今年11月是左宗棠诞辰200周年。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后三次会试进士不第,在已故两江总督陶澎家当塾师,遍读群书,钻研军事。科举制度下的他仕途无望。清咸丰元年(1851)起,他先后充当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的幕僚。1861年随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于长沙编练5000人湘军,赴赣、皖、浙边境地区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底他升任浙江巡抚,读书进仕不成的举人,依靠打仗成为掌控一方的大员。清     

论李鸿章变法思想与实践

李鸿章,清末安徽合肥人,淮系军阀,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是洋务派重要首领。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驳骎内向”和中国人民反抗斗争如火如荼的情况下,他认为清政府唯有“变法”才能保护     

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两属"与"兼辖"

晚明清初,省域巡抚与区域巡抚的辖区是互相重叠,而不是此盈彼缩,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一地两属"现象。省域巡抚总管一省的行政事务,区域巡抚专管辖区内的军事行动,双方有时也会协商处理一些事务。由于两类巡抚长期共存,在实际政务运作中,"两属"地区的道员会同时向省域巡抚、区域巡抚请示、汇报一些民政事务。晚明的总督名义上管辖数省,实际上只管辖一省的军事、行政事务,对其他各省只是"兼辖"相邻区域。     

我看张之洞

我看张之洞戴逸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有名的洋务派，他在近代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后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代理两江总督，晚年入军机处，直到１９０９年去世，享年７２岁。...     

张之洞的怪癖

在晚清四大名臣中，张之洞（曾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是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没有曾国藩那样走红，没有左宗棠那样牛气．也没有李鸿章那样位高权重。但令人称奇的是，在政局动荡、国势颓废、人心背离的晚清，他竟然一生都在升官，从未被贬，甚至没有受过任何处分，并最终成为慈禧临终的托孤重臣。     

贺长龄经世思想试析

<正> 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人,清朝嘉庆十三年进士,历任山东巡抚、贵州巡抚及云贵总督等要职,是道光朝有名的封疆大臣。他曾组织编纂了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以六部取掌为依据,大规模、有系统地整理了有关所谓“经世实学”的文章,被誉为晚清经世派的领袖人物之一。贺长龄留有《耐菴奏稿及公牍》,其中大都反映了他的经世主张。他与陶澍等人,不仅市张经世致用,并将他们的思想体现于为政实务之中。他们的思想承上启下,汲取了古代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继承明末清初顾炎武     

林则徐与虎门销烟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号少穆,1785年8月30日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一个贫寒下层封建知识分子家庭。林则徐四岁就跟着父亲学习,七岁父亲就教他学写文章,直至十二岁考中秀才,才离开父亲到鳌峰书院就读。1804年中举人。1811年赴京参加会试、殿试,朝考成绩皆佳,赐进士出身。由于林则徐为人正直廉洁、办事认真,颇受皇帝青睐,他仕途畅达,步步高升,先后担任杭嘉湖道,江苏按察使、陕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湖南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湖广总督、两广总督、陕甘     

裕禄与直隶义和团运动

裕禄(约1844—1900),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他先后出任过安徽巡抚、湖广总督、盛京将军、四川总督等要职。1898年内调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同年9月戊戌政变后,荣禄内调为军机大臣,裕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帮办北洋军务。在此以后,正是直隶义和团运动从兴起到高潮并经历天津保卫战的重要时期。关于裕禄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晚清政界及史学界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他始终纵容支持义和团;二是认为他在大沽战前对义和团始终实行严厉镇压的政策;三是认为他对义和团的政策经历了“剿抚兼施——剿抚两难——主抚的过程,同西太后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过程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前两种意见都未免偏颇,第三种意见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浅谈自己的意见,以就教于史学界。     

关于海瑞的治苏政绩

明王朝中叶以后,政治黑暗,吏治败坏,土地高度集中,皇庄和田庄猛烈发展,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地主阶级中一些较有远见的人,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竭力主张进行一些社会改革,海瑞就是其中一位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一五六九年六月,海瑞调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苏州府是巡抚驻地。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进行了     

沐英镇滇事迹考

一代名臣沐英 ,在明太祖洪武十六年至二十五年奉诏独镇云南期间 ,实施驻军屯田、推行移民垦种并注意兴修水利 ;继续采取机动灵活的手段平息各地变乱活动、立卫置所 ;重建云南府儒学 ,等等 ,不仅为解决明朝驻滇官兵的给养问题、减轻人民的负担以及恢复和发展云南社会经济和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而且为稳定云南社会秩序、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巩固祖国的西南边陲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此备受朝廷依托、人民敬仰。     

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

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基于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的以在 18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的革命建国思想 ,而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 ,这客观上为日本黑龙会等国外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而产生离心倾向 ,这使得国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面临领土分裂和由此引发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巨大危机。幸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多能够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为重 ,终于使江浙一带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汉军政府象征 18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 ,标志着五族共和代替了狭隘的汉族立场被确立为国策 ,使国家转危为安。南北议和以清帝退位、将其主权及相应的疆域完整移交民国政府而完成 ,保持了主权和领土的连续性 ,使得五族共和真正得以实现 ,避免了国家分裂和大规模民族仇杀的灾难 ,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从“薙发令”下汉人身份的转变来考察

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薤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     

论中原文化对云南文化的影响

中原文化通过四条途径影响云南文化:中原王朝的强行传播,云南的主动学习,汉族移民对周围的辐射,民间往来。中原文化影响了云南各民族的伦理道德及日常生活,推动了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云南文化发展水平,缩短了云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距;中原文化打破了云南原有民族文化的平衡,冲淡了云南文化的民族特色,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云南多民族文化并存的基本格局。     

正直端方的刘春霖

刘春霖是晚清时期一位政绩卓著的官员。他在云南为官30年,从候补知府做到云南布政使,在安边攘外方面建立项功,得到云南民众的拥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在勘定滇越边界问题上毫不退让,体现出一身浩然正气。他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善于用兵,在边患频仍的情况下,能使边境安定,展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和政治才能。在官场中,他遵循正直官吏立身处事的原则,颇有清正廉明的官声。     

清初顺治朝巡抚之属籍

清朝于顺治元年入关,至十八年基本统一中国内陆.其所依靠的统治地方的军政首脑,主要是来自与满洲贵族利益关系密切的八旗汉军.清朝沿用"明制",以总督、巡抚掌管地方大权,其中巡抚以民政为主,至关重要.据统计、考证,顺治朝出任巡抚者125人,其中97人为汉军旗人,占78%,余22%为汉族籍.汉族籍出任巡抚,主要是清朝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出于拉拢汉族官僚士大夫及地方汉族势力的需要.随着清朝统治日趋巩固,汉军旗人几乎垄断了巡抚之职,汉族籍巡抚寥若晨星,且受到汉军督抚的节制、监控.因此可以说,清朝入关与汉族政权角逐,化劣为优,最终取得开国胜利,与其利用汉军旗人出任督抚,争夺掌握地方大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明清云贵地区苗族农业经济研究

明清时期是云贵苗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 ,中央政府废土官、设流宫 ,加强了统治 ,同时封建地主制经济逐步取代了封建领主制经济 ,绝大多数地区进入了封建社会。这时期 ,大量汉族人民进入苗族地区 ,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促进了苗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