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它要求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建设来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最终消解城乡二元结构.与此相应的农民市民化需要多头并进,除了继续推进农民工、城郊农民向城市转移外,还必须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加大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力度.居村农民市民化理当成为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头戏,其进路在于:城乡一体化为居村农民市民化拓展、建构了可能空间,而农村公共服务的城乡等值化建设则让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农民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实证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对于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来说,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是基础性的,只有实现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农民才能进而实现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通过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劳动权益和债权债务等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从经济资本层面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在推进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政府要把农民市民化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充分考虑不同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充分尊重农民的个人意愿;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使其市民化道路能够更加顺畅。     

用“三化”解决“三农”问题

农业、农民、农村是三个密切相关的命题.改革开放后,曾经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的这"三农"问题,又悄悄地凸现出来,成为国人最为关心的热点问题."三农"问题的症结是"三弱"使然,即农业的"弱质",农民的"弱势",农村的"弱位",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化",即农业的"产业化"、农民的"非农化"、农村的"城镇化"."三化"联动、互动,统筹规划,科学发展,最终,和谐各种社会关系,破解"三农"问题.     

小农的终结与居村市民的建构——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农民的一般进路

中国农民正徘徊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入口处,何去何从,存在诸多变数。在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小农与市民是分野的,生活在农村的小农必须经过市民化改造才能转变为城市市民。中国农民市民化有其特殊性,庞大的农村人口不能都涌入城市,采用就地市民化方式可能更切合实际、更卓有成效。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讨论小农前行的进路和归宿可以看出:时下中国小农正趋向终结,将分化为城市市民和居村市民,其中居村市民主要包括居住在农村城镇、集中社区的市民和市民化农民或职业农民。国家的市民化政策不仅要安排好农民工和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还要以城乡一体化为理念大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使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也能过上与城市市民等值的社会生活。     

建国以来农民非农化途径考察

农民非农化是现代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改革以前,政府为配合实施重工业发展战略基本上限制和禁止农民非农化流动,只有少量农民通过转变身份等途径实现非农化;改革以后,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和允许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出台,农民通过"农转非"、弃农经商、进入城镇二三产业等途径实现非农化.政府要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实行有利于推进农民非农化的政策和措施.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换对策研究——以沈阳经济区为例

三农问题是学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焦点,其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的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的结果与必然。然而在现阶段,通过对沈阳经济区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换状况的调查不难发现,其依然存在着限制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协调发展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     

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上海郊区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非农化和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因土地被征用而产生的"新市民"群体.与既有的老市民相比,这些新市民群体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特殊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对农民市民化以后的新市民群体的角色进行再造,将是未来各级城市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市民的角色再造除了依赖于农民自身的因素外,更需要政府相关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重构.     

边缘化:近郊村民市民化面临的问题

村民市民化,即乡村农民转变为城镇市民,是中国近郊村落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当前中国城镇化实践中,近郊村民的市民化是一个极为特殊、非常复杂的社会转变过程,大致包含三方面内容:身份转换、权利同化、城镇认同。现阶段近郊村民的市民化呈现出不同程度、多样形式的边缘化状态。不仅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而且在农民体系和市民体系中均不居核心地位,处于边际位置。当前中国近郊村落城镇化中的村民边缘化现象具有特殊性,主要是随着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安置、户籍改革、撤村建居等公共政策和政府行动的展开而逐渐地市民化,突出地表现为政府推动的"被市民化"过程。正是由于这些公共政策和政府行动的局限,导致了近郊村民的边缘化。     

浅析农民非农化的现实问题及实现途径

农民非农化是一个客观发展现实,是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要经历的发展阶段。结合当前我国农民非农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实现农民非农化发展的四个途径,即确保农村产业化;推进城镇化建设;完善法律法规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专业技能。     

论农民和农民工的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

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是从意愿上对于城镇化、市民化的区分.本文探讨了当前中国城镇化中的突出问题,提出要充分认识农民生活的利益格局、农民生活的基本逻辑与市民生活的巨大差别.符合农民利益的城镇化,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本文通过对实证调研数据的分析,探索了主动市民化、主动城镇化的多种途径、多种模式.     

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城镇化

要解决"三农"问题,仅仅局限于农业这个小圈子是不够的,仅仅依靠农业本身来挖掘增收潜力也是有限的,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通过农民的非农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口数量,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为了促进农民非农化,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型城镇化也称之为人的城镇化,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人的发展。在城镇化的传统评价体系中,我们主要使用市民数量、城镇数量、城乡基础设施等指标来评价农民市民化程度,重点放在评价市民化、城镇化数量扩张及"物的城镇化"等硬件方面,却严重缺乏对"人的城镇化"的评价指标。因此,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注重社会环境、身份认同、社会权利等行为与态度指标,重新构建了一套评价农民市民化的指标体系,以弥补现有评价指标的缺陷。     

基于农民选择意愿下的贵州人口城镇化研究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贵州农民的城镇化意愿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存在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农民自身能力缺失是阻碍其城镇化的关键因素,家庭特征和子女教育是主要影响因素.政府应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意愿进行差别化的人口流迁引导,鼓励回归和推进市民化并重,从资产和能力建设等方面提升农村人口城镇化水平,同时注重提升城市外来人口的归宿感和幸福感.     

农村城市化特点及其发展研究

农村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民职业非农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在当代交通和通信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农村城市化更多地表现为"就地城市化"."就地城市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一种重要形式.就地城市化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而且已经逐步具备了条件.我国应走城乡统筹、有利于农民就业和增加收入、节约土地、生态良好、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路子.农村"就地城市化"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推想,而是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实践.     

农民失地问题的法学思考

目前 ,我们正面对着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农地流转和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正大规模地失去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 ,并随之而失去一系列重要的权益。这些失地的农民形成了一个游离于社会的特殊人群 ,随时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 ,在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农民土地依赖程度较高 ,农村城镇化水平较低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畅 ,农村社会保障不力的背景下 ,适度遏制农民失地 ,确保失地农民权益是十分必要的。     

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完成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向体现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的转型,即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农民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其不同群体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必须结合实际,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积极、稳妥、有序地按步骤、分阶段推进,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首要环节。     

从招赘婚姻看城郊农民市民化:以萧山 R村为例

近几年来,浙江城郊农村撤村建居过程中招赘婚姻比例上升。本文阐释这类现象背后的行动逻辑,即招赘婚姻的正功能,以及可能给农民市民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由此呈现农民市民化的复杂性。     

“三化”协调背景下的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

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三化”协调发展存在产业结构问题突出、农村劳动力市民化成本高、制约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三方面的问题。可从转变观念、改革户籍制度、加速农民市民化等几个方面优化配置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资源。     

政策认同、非农化能力与农户"两地"退出意愿 ——兼析土地功能分异的影响及退地方式的认同序列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退出是农民农村退出的关键.对云南省9个县(区)调研资料的分析表明:农户的政策认同会显著增强其退地意愿;非农化能力对农户退地意愿具有门槛效应,非农化能力处于中间水平时与退地意愿显著正相关,但较低或较高时对退地意愿无显著影响;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使农户"两地"退出意愿存在差异,宅基地退出意愿弱于承包地退出意愿;农户更愿意选择低风险和收益稳定持续的退地方式,承包地退出偏好"货币化补偿"方式,而宅基地退出偏好"实物置换"方式.应强化政策宣传,提高农户的政策认同度;要警惕非农化边界效应陷阱,厘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要构建和完善一种分期、稳定、持续的退地补偿机制,并基于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因"地"施政.     

地方政府在居村农民市民化中的角色担当

在政府转变职能过程中,地方政府正在由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其本位职责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就此而言,地方政府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和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履职行为显然扩张了政府的本位职责。尽管这种扩张或创新确实存在诸如强制农民集中和迫使农民市民化等问题,但是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我们对此肯定不能简单地叫停。此外,我国是人口大国,其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农民利益维护等都事关国家稳定的大局,因此,地方政府的履职扩张只能在一定限度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