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初论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部分检察业务中已逐渐得到贯彻落实,然而在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中对该政策的贯彻却鲜有涉及。在对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必要性、差异性进行初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中建立适应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四项工作机制,以期推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检察权运行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的规定很简略,理论上也少有针对性的探究,司法实践中标准不明,随意性大。文章根据我国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结合外国立法和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探讨公诉案件审判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问题,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浅谈举证责任倒置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的运用

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我们有必要根据客观现实和劳动争议案件举证特点,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出发,引入现代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贪污贿赂案件区域侦查一体化模式的构建

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将刑事一体化理论运用到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中,是克服地方势力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有力措施,也是侦查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国,以省级区域为范围实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一体化,更有助于实现侦查工作的目标和效率。设计贪污贿赂案件区域侦查一体化方案,既要考虑管辖权、侦查权的配置和运作,也要考虑其他制度保障。     

浅析贪污贿赂的诱因

本文以行为选择为研究视角 ,分析贪污贿赂的诱因。笔者认为 ,利益选择是研究贪污受贿犯罪原因的关键 ,贪污受贿犯罪是行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具体分析了个人的社会流动状况、行为发现的可能性及处罚情况三个方面的原因     

网络环境下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

由于网络环境里的商业秘密的记录和存储方式有别于传统的物理空间的商业秘密的保存方式，因此，当网络环境里的商业秘密遭遇侵权时，权利人或被控方不仅要承担传统的物理空间里的证据种类的举证责任，还需承担信息社会里的一种新类型的证据——电子证据的举证责任。     

论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与举证责任倒置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的案件事实负有对等的证明责任 ,当事人对自己主张或否认的事实都有责任向法院提供证据。本属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因某种原因或法律的规定可以转移给另一方当事人。法院对举证人的举证依法定的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调查收集证据     

浅议行政诉讼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首次对举证责任制度加以规定,但并未对其做出详尽的说明,因而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规则争论颇多。本文从举证责任的涵义和性质入手,分析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以求对该问题加以阐明。     

我国医疗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对策

对于医疗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我国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一改过去要求医院对其不存在医疗过错负举证责任的做法,有加重原告患者举证负担的嫌疑。该法的出台,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侵权责任法》短期内难以修改的情况下,我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应综合运用法院调解、表见证明、证明责任倒置和证明妨碍等多种司法技术,来贯彻落实"减轻患者的证明负担、平衡医患利益关系"这一基本司法政策。     

试析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利弊

《刑法修正案(九)》施行5个月后,《解释》一出台便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解释》的最大亮点就是突破原来对贪污罪、贿赂罪的定罪模式,改用数额+情节定罪处罚模式,同时也正因此重大突破而未重视与其他相关罪名的平衡和协调。     

论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证券市场上的内幕交易行为作为一种违法违规行为一直是各国立法规制的对象,我国虽然也有相关立法规定,但是却鲜有关于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规定。本文讨论了内幕交易民事责任中的举证责任,并主张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应该如何分配?本文在对举证责任的基本含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行政程序的视角确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理论,并结合现行的法律规定推导出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公诉案被告人不宜承担正当防卫证明责任

故意犯罪案件中,侦查、起诉机关承担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已经包括了承担犯罪动机的证明责任。正当防卫事由的实质意义在于对犯罪动机的根本否定。因此,不宜由被告人承担正当防卫事由的证明责任,而应当由侦查、起诉机关承担非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     

执行程序中举证责任辨析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性质为危险负担 ,依据该性质 ,举证责任赖以存在的条件是民事争议、民事法律要件真伪不明 ,法院不得拒绝裁判。而执行程序中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 ,因此执行程序中也就不存在举证责任 ,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推不出这样的结论。而所谓的执行程序中的举证责任仅存在于执行程序中的派生性纠纷中 ,这些纠纷的解决从实质上看已属于审判程序 ,而不再是执行程序。     

风险预防原则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之反思与修构

行政机关为消解或避免更多不安全因素,阻止潜在风险向现实转化,抑或降低风险转化为现实之后的损害程度,必然要基于预防原则在科学技术尚不确定时采取干预措施。由此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中,何者对尚不明朗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便被无限逼近败诉之深渊。具体而言,若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行政机关,是对行政权的过度限制,会导致风险预防原则被虚置化;若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规制者,则实为一种有罪推定,既违背现代法治精神,也会使国家丧失抢占技术福利的先机。较为稳妥与可行的方式并不是在“非此即彼”的举证责任分配中寻求解决方案,而是免除对事实证明的必要,从风险预防原则的本质及该原则对举证责任分配的直接影响出发,将双方举证与特定情境相结合,通过本益分析、现实危害、保护水平、分散程度四个方面的综合考量确定不同的证明标准,以此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修构。这也是在风险预防的现实需求与行政诉讼的规范程序间寻求的一种微妙平衡。     

浅议精神损害赔偿举证责任制度的完善

作者分析了精神损害赔偿举证责任问题的现状,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受害者在事实上存在着举证困难的问题,如果局限于传统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原则,作为受害方可能无法进行有效的举证。因此,应当对精神损害赔偿举证责任问题作出特别规定,以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为了提高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司法裁判的统一性,有效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该从三个方面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制度:首先,慎重对待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的事实推定;其次,细化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的举证责任;第三,确立精神损害标准化的制度。     

涉腐网络舆情的网格化治理机制研究

大数据时代，网络反腐已成为群众参与反腐的一种重要途径，伴随网络反腐而形成的涉腐网络舆情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显现。但是，涉腐网络舆情的生发极易触发衍生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有效治理涉腐网络舆情，已成为反腐倡廉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前各地方政府推行的涉腐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为创新舆情监测方式，提升涉腐网络舆情研判分析和处置工作效率，实现涉腐网络舆情主动回应，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研究认为，涉腐网络舆情网格化治理机制是包含网格化监测技术平台和网格化舆情监测、预警研判、引导处置等在内的一整套机制；网格化治理机制的推广应用需进一步转变舆情治理理念、优化信息技术平台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保障。     

医患纠纷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概述国外的"事实本身说明过失原则"、"表见证明"理论、"大概推定"原则,"妨碍证明"理论、"重大诊疗过失的举证责任转换"等方面,评析我国医患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在我国目前医疗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多样化,根据不同的情形,适应不同的原则和理论,实现公正、合理的分配.     

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之检讨——以典型案例为样本

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原告胜诉率极低,其根本原因在于原告举证困难。这与我国目前对于反垄断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处理直接相关。反垄断民事诉讼较为特殊,不能适用民事诉讼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法则,而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部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反垄断司法解释》对此有所考量,但仍显保守,对减轻原告举证责任效果有限。奇虎公司诉腾讯公司垄断纠纷案及锐邦涌和公司诉强生公司垄断纠纷案也表明,我国法院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分配给原告的举证责任过重,不利于实现反垄断民事诉讼的目标。     

贪污受贿罪死刑不应废除的法理学、政治学和心理学分析

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关于取消贪污受贿罪死刑的提议引发了社会大范围的争论,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关注。文章回顾了犯罪学史上各个学派对死刑存废的争论和限制或废除死刑的相关国际条约,从贪污受贿罪与一般经济犯罪＂四要件＂的区别、贪污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死刑的功能等法理学角度和现代民主政治宪政的要求、权责相一致的要求等政治学角度论证了贪污受贿罪死刑存在的正当性,基于心理学的期望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论证了贪污受贿罪死刑存在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进而反对贪污受贿罪死刑的废除。现阶段我国贪污受贿罪死刑中存在的问题是不严格执行死刑带来的犯罪行为与惩罚之间必定性的缺失,应提高死刑判决标准并严格执行死刑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