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粮食产量抽样调查方法問題的探討

粮食是国民經济基础的基础,及时而准确地反映粮食生产成果,是党和国家加强国民經济計划管理和全面安排人民生活的迫切需要。本文想就粮食产量抽样調查方法中的几个問题,作初步的探討。不当之处,望大家批評指正。     

目前杜詩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評“杜甫詩論”和“杜甫寫典型”

(一) 杜甫的詩是我們文学遺產的宝庫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目前研究它的人很多,也獲得了一定的成績。如馮至先生的“杜甫傳”一書就曾以比較謹嚴的态度介紹了杜甫及其作品。但是必須指出:目前对杜詩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問題。表現得突出的是:在傅庚生先生的“杜甫詩論”一書(以下簡称詩論、上海文藝联合出版社1955年6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和馮文炳先生的“杜甫寫典型”(載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以下簡称学报——1956年第一期)一文中,貫穿着唯心主义观点、庸俗社会学傾向和虚无主义观点。本文試就这些問題,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意見。     

是什麽力量促使杜甫成长的——对傅庚生先生“杜甫诗论”的一点意见

什么是决定杜甫走向人民,成为我国古代偉大的詩人的主要原因呢?这是杜甫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是人民,还是作家个人?兩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反映了文学研究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关涉到誰是歷史上的主人的問題。在这个关鍵問題上,傅庚生先生在‘杜甫詩論’中沒有明白的表示意見,也沒有作專門的探討。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傅先生关于这个問題的全部答案,虽然这些答案是支离破碎地分散在各个章节中。为了便于說明問題,揀主要的抄錄如下: ……更重要的是自述不羈的情怀,显示了詩人的傲骨,……这种詩人的傲骨在封建社会里难免‘不安分’起来,作了些刺时的詩如‘兵車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詠怀     

讀者对平心先生提出的几个問題[来信綜述]

自从生产力性质問題的討论展开以来,本刊收到高揚、沙文、胡志林等同志来信,表示对平心先生的文章和发言,很感兴趣,建議本刊繼續組織討論。現选择来信中比較重要的問題摘录如下: 一生产力总是社会的生产力,所以生产力具有社会性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平心先生提出的社会属性是指:“一定历史阶段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生活面貌与精神机能,一般的劳动性质,生产的社会性质,劳动組織性质,生产资料使用的目的性与社会作用,生产力諸因素新陈代謝的特点以及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的各种社会条件,所有这一切综合”。这是值得討论的。     

关于史記三家注的关系問題——讀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以后

“文史哲”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登載了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程文主要是从史記三家注互有結合的看法,来証成王国維的司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前145)的主張。关于司馬迁的生年,目的主要有兩种說法:一为王国維“景帝中五年(前145)說”;另一为郭沫若、王达津等先生主張的“建元六年(前135)說”。前者主要根据为史記張守节正义:即史記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云“按迁年四十二”推算而得。后者的主要根据为史記司馬貞索     

关于中国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兩面性和思想改造問題

前言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又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全国人民經过全民整风和反击右派斗爭胜利之后,更加清楚地認清了社会主义前途,正在精神奋发地向社会主义大跃进,并在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鼓舞下,正在爭取七年、六年、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間,完成农业发展綱要;爭取在十五年或者更短一点时間內,在鋼鉄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在党的建設总路綫照耀下,六亿人民正以排山倒海、波瀾壮闊、惊天动地、万馬奔騰的英雄气慨向社会主义大跃进。     

关于董仲舒“性三品說”的几个問題——与呂振羽、沈灌羣、侯外廬諸先生商榷

一西汉著名儒者和教育家董仲舒,从他的神学世界观进到天人合一论,繼承孟、荀性说并加以补充修正,提出“性三品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节。”(《天人三策》)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民之号,取之瞑(眠)也。使性而巳     

关于資产阶級的教学思想及三勤方針問題——扫除資产阶級思想在教学上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语文教师,对学生传授业务知識的同时,必須把业务知識和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結合起来,培养又紅又专的語文人材。如果只重业务教育,忽視政治思想教育,在教学上难免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宣揚了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了学生的心灵。以我校中文系来說,通过“双反”三勤”打五气”运动,教师和学生所揭露的问題——資产阶級思想,在教学上的反映,其后果是十分可惊的。如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中,講到陶淵     

一八五七——五九年印度大起义的原因、性質和大起义时期的資产阶級等問題

一八五七——五九年的印度大起义发生距今整整一百年了,这次起义在整个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它不仅使当时英国的殖民統治受到强烈的震撼,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繼續发展;由一八五七年所掀起的全民斗爭,在十九世紀后半期、本世紀初以及一九四六年的印度人民爭取解放的运动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會不断地获得更高和更充分的发展。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