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文学艺术新纪元——论社会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社会主义文学经历了萌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她不仅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且蓬蓬勃勃地发展着。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个政治概念,根本不可能同文学特性“融洽”在一起,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重新澄清这个事关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方向前进,进一步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大有裨益。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变及其反思：兼论中国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全程，并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记忆与案头，纵览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从“人文主义精神”到“社会主义思潮”，再到世界末“现代主义理念”的“生、住、异、灭”的嬗变演进，这些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走向，也使传统“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理论与编史叙述的本质缺陷清晰地暴露出来，从而有力地支撑着“20世纪中国文学”编史叙述的基本构想。     

“通俗文学”断想三题

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完全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通俗文学”有着广泛的人民性，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有着重要作用。应该给“通俗文学”以应有的地位，努力探求其发展途径，使其健康迅速地发展起来，真正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     

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

由于紧密配合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文学“大众化”难以避免地存在着功利和审美纠结、精英和大众的身份矛盾以及文学主体性缺失的困境。这些困境是文学“大众化”不得不面对的现代性境遇。要想突破困境，需要社会为各个文化领域的自治发展提供条件，使文学获得充分的自律，也要依赖大众教育的普及和鉴赏水平的提高，使其能够真正从精神上享受文学。     

论“寻根文学”的审美特征

新时期，“寻根文学”扬弃了陈规的文学认识，以一种全面深广的视野深入民族文化的土壤，既拓宽了文学的路数，同时也最直接地接近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内在本质。可以说，文化的开掘，也是文学的开掘。“寻根文学”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了一条不断探索、寻求回归的科学之路，其后文学的发展，无疑在这里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启示和存在的理由。本文论述的目的，正在于重新分析和整合这一远去的历史命题，从中疏理出其之于文学的审美特征与艺术魅力。     

“文学上海”的诞生、撕裂与消失

上海堪称近现代中国文学的诞生地。上海想象或曰文学上海的本性，在其近“商”染“色”的特征。从诞生之时起，文学上海的想象地图一直都在被不停地涂改着、变色着、变形着，遭遇了过往的种种撕裂和迄今的形同消失。“文学上海”需要被深度唤醒，重新整合，再度诞生。     

自然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卢卡契情结”

卢卡契系统地批判、否定自然主义文学。他的失误不在于批判自然主义，而在于这种批判绝对化和全盘否定，失之公平和科学。我国文学艺术界在自然主义文学批判领域，数十年来有意或无意地存在着“卢卡契情结”。要超越“卢卡契情结”，关键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转弯”，实事求是地对待自然主义文学。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变及其反思--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全程 ,并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记忆与案头。纵览 2 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进程 ,可以看出 :从“人文主义精神”到“社会主义思潮” ,再到世纪末“现代主义理念”的“生、住、异、灭”的嬗变演进 ,这些决定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走向 ,也使传统“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理论与编史叙述的本质缺陷清晰地暴露出来 ,从而有力地支撑着“2 0世纪中国文学”编史叙述的基本构想。     

继承“汉音”传统 开拓“魏响”新风──论曹丕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

建安文学分“汉音”和“魏响”两个发展阶段．曹丕在建安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承前启后的中心位置，既是“汉音”的继承者、发杨者，又是“魏响”新风的开拓者．曹丕的文学创作，兼备“汉音”和“魏响”的特色，最全面、最集中地体现着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因而曹丕实为建安时代最富代表性的文学家．     

海派文学的现代性

海派文学从严格意义看是现代上海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体而生动地演绎着上海在空间结构上传统的“城”与现代的“市”的边缘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边缘性、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边缘性。海派文学的基本性状诸如反叛性、竞争性、松散性、实利性、装饰性等较之上海文学的其它成分，更可以从上海文化精神中寻得大部的一致性。它是一种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都市文学，因而更鲜明地呈现出力图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现代性品格。     

视角·辨识·细读——评郭文元著《乡村中国的社会主义想象——20世纪40-70年代小说研究》

<正>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在时间、空间、价值观等方面正在发生着剧烈转变，作为具有反映、想象与建构社会生活功能的新世纪乡土文学书写，与当下乡村社会发展发生着深层的内在联系。新世纪乡土文学中，书写底层、脱贫攻坚、社会小康和“新时代山乡巨变”为主题的作品，在延续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时，也承继着20世纪4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精神。郭文元的专著《乡村中国的社会主义想象——20世纪40-70年代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乡村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语境背景下出现的一部研究成果，该著在“再解读”路径上，论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学想象方式、文本叙事的复杂性，发掘20世纪40-70年代小说乡村书写中有关“社会主义”话语的现代性，对该时期大量作品做了别开生面的论述，将该时段相关小说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价值层面和思想领域，尤其在研究视角、价值辨识、问题意识等层面都具有突出的学术创新性和理论价值，对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认识书写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文学具有突出的启发意义。     

女人与“家”──论当代女性文学的漂流身份

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中一直贯串着明显的传统因素──“家”的情结。女性文学中的“家”的情结既包含着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家”的概念以及当代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渴望，更指示着女性主义发展中的一种困境倾向和挫折感。然而，回家之不可能，使女性文学在世纪末更突出其漂流的身份。因此，不必过高估计女性文学的成就，而应注意其“男性的女性主义”的内容。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当前通俗文学评价综述

近年来,一种“通俗文学”的流派兴起,迅速而广泛地占领了文学出版刊物的大部分市场,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如何评价通俗文学的作品?为什么通俗文学勃然兴起?应该怎样对待当前的通俗文学?对此,不少同志各持不同的意见。现简略地综述如下: 一、对当前的通俗文学的评价: 有些同志说当前流行的通俗文学是“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学”,“正在成为社会主义文学运动重要的一翼”。“它已培养出一种新的、社会化的对通俗文学的审美心理,一种新的大众化的阅读欣赏趣味、并对我们整个文学审美趋向发生着影响”,“是我国社会生活从动荡转向国泰民安的一个标志,是社会主义文学运动进入正常的、全方位发展的新时期、     

文学生命的永恒火种

《讲话》发表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如果说,从40年代至50、60年代我国文学在与人民结合的广阔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已经昭示了这一理论文献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里程碑意义;那么,新时期10多年的文学实践,再继续确证着《讲话》的基本精神,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及未来走向,仍然发挥着重大的指导性力量。新时期序幕拉开不久,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致《祝辞》中,就精辟地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命题:“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接着又确定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指针。这正是邓小平同志对《讲话》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又鲜明地体现了现阶段社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从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论“五四”劳工文学

“五四“劳工文学是中国工业文学的初澜。从人道主义到劳工神圣，到平民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五四”时期劳工文学思潮发展的脉络；从普泛的人，到劳工，到底层工人，再到作为阶级的工人，是这一时期劳工形象的变迁线索。初始期的锐气与多元思潮的复合并存构成了“五四”劳工文学的总体风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

如何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是我们所一贯关注的课题；尤其进入９０年代以后，“市场与文学”更成为众说纷纭、争议颇多的热点问题。如何估量和展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必须具备历史眼光。虽然８０年来中国新文学成果累累、业绩辉煌，而从总的方面来考察、放在当今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上来检视，作为世纪回顾仍会发现一些弱点和缺陷。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有着充沛的生机与活力来回答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这个呈大十字架状态展开的中国文学，已经为自身的生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不同向度和方位上的艺术创造，以其相生相克、互补互动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张力场，而“三为”方向与“双百”方针，则给这一张力场指明了道路、增加了活力     

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评析

毛泽东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第一次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客观必然性，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矛盾问题，指出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问题。然而，囿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毛泽东虽然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却未能正确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解决矛盾的手段和途径上，由于过高地估计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作用范围，他更侧重于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逐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最终“以阶级斗争为纲”使矛盾动力论畸变成阶级斗争动力论。深入地探讨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转变的思想轨迹，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改革动力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