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性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不论是其体现的人类理性还是其价值功能都具有内在统一性,这是德治与法治的内在统一性的根基;坚持法治与德治的实践统一性,既是实现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的关键,也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     

浅论德治和法治问题

要正确理解德治的含义,德治的深层含义是强调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判断一个道德体系是不是优良,核心标准应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人类的道德体系包括许多方面,但有三个关键支点:理性、诚信、敬畏;道德社会与法治社会是等价命题;如何建设道德社会,需要注重从多个维度进行推进。     

构建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规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治体现道德理念,积极发挥法律强制规范的作用,建立健全规范的法治机制,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同时,道德滋养法治精神,继承创新建设德治机制,加强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把自律和他律、道德和法律、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起来,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依法治国,依宪行政,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完善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和“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法治和德治作为两种互补的调节人类社会的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在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中,都蕴含着礼法合治的理念,要借鉴和吸收古代"法治"和"德治"传统思想中的有益因素。德治和法治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启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必须坚持德法并举,不可偏废。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及其借鉴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 ,一是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 ,注意修身和勤政 ,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二是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 ,“为政以德” ,德主刑辅。前者忽视常人本性 ,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廉政勤政过于理想化 ,因此德治必须和法制相结合。后者洋溢的“民本”思想和利用家族伦理关系进行道德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 ,但要区分民本和民主的界限 ,警惕过分推崇道德 ,导致道德化法律的危险。法治包含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层含义。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德治、法治与和谐社会相关性研究——来自行为经济实验的数据证明

本文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以自愿捐助机制为基础,通过设计自发状态、德治状态和法治状态下个体之间和谐度的实验方案,经过近两年时间,对352位被试者进行观察,分析他们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和谐行为及其规律,得出下列初步结论:自发状态下,和谐度很低;德治实施之初能使个体之间和谐度上升278.95%,但是随后出现衰退,平均每次下降15.29%:法治能有效地促进合作,平均和谐度是过去的7倍,并且很快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本研究说明,德治对和谐社会建设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办法保证社会和谐,不能对道德劝导、新国学运动抱太大的幻想;法治与社会和谐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依靠法治才能实现和谐社会.这些结论可为政府和企业制定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

从道德和法的辩证关系角度 ,论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要把法治和德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同步建设 ,同步发展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取长补短 ,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法治概念属性释义

当前对法治的理解仍然比较混乱,有必要澄清。法治是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个法律概念,它不同于执法和司法。法治其实就是依法治国;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政治概念;法治不等同于法制;法治以民主为前提,并保障民主,民主是法治的灵魂。     

法治还是德治?--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另一种思考

中国法治进程存在一个过渡期--法治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宏观结构,德治存在于中国法治进程的微观结构之中;法治与德治结合,共同推进中国法治之进程.     

问题导向下党政合署制度中的回应型法治分析

中国的党政合署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问题,而向前推进,回应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法律任务。到了新时代,新的历史问题与社会条件决定了党政合署制度能在规范完整意义上建立真正回应型法治。同时党政合署制度在回应社会治理问题前提下从政治性转向社会性。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基层党政合署制度建设层面,回应型法治得到落地。     

法治理念下法制完善的伦理考量

和谐社会的内涵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等重要的价值要素,法治与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价值要素是统一于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之下的,因此,在法治与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价值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借助于法制得以体现出来,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法律制度的制定须能够体现出民众对社会和谐的追求与尊重.因此,除考虑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外,在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更要融入中国民众当前的日常生活伦理,在此过程中,尤其要重新审视法律与道德在伦理上的关系,以期在硬制度与软制度各自拥有独立空间且能够实现良好互补的前提下实现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     

论"法治"与"德治"精神理念的归一

本文就我国法制与道德演化进程的简单描述 ,重点论述了单纯依靠“法治”和“德治”的局限之处以及法、德结合而治的必要性 ,最终以人民群众利益这一“法治”与“德治”的精神内涵为契入点 ,为二者的紧密结合提供了本质依据     

《管子》德治与法治关系新论

<管子>为春秋战国时期稷下学派的著作汇编,其论述兼具儒、法、道、阴阳、兵、纵横等各家言论,彼此之间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论述或有相和、或有主次、或有相对,故德治与法治关系不能一统定论.因此,关于<管子>中德法关系认定上的主德治或主法治亦或德法并重都是有偏颇的,其德治与法治关系起码涵盖:儒家主张德主法辅的关系;法家主张法主德辅的关系;儒、法折衷派主张德法并重的关系;道家主张道统德法、法源于德、存德去法的关系;阴阳家主张顺应阴阳五行基础上的德先法后关系;兵家主张兵治为本基础上的德法并用关系;纵横家主张纵横捭阖基础上的德主法辅关系,为我国当前德治与法治建设中的德法融通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以德治行与反腐倡廉关系浅谈

一、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对一个单位的治理来说 ,德治和法制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 ,相互促进 ,二者缺一不可 ,也不可偏废。德治属于思想建设 ,属于精神文明 ;法制属于政治建设 ,属于政治文明。二者范畴不同 ,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 ,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员工的教育、监督和管理尤为重要。现在 ,有些干部法纪观念淡薄、是非界限模糊 ,就依法治行而言 ,也有一个加强法纪教育的问题。通过教育 ,增强法纪观念 ,明白法纪规定 ,培养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二、教育与管理的关系道德规范是法律、制度…     

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

鉴于我国司法过程中政治修辞、道德修辞的过度使用,部分学者主张在法治社会中应该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法治时代所需要的法律思维方式.把法律作为修辞要求法律人在进行法律思维的时候,把法律概念当成思维的关键词,应该把法律规范当成思维的根据,运用法律逻辑和修辞的方法证成、表述法律命题.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问题意识除了要抑制过度的政治、道德修辞外,还针对法律人思维过程中的法律沉默,要彰显思维过程中的法律话语的权威;要在法律思维中把逻辑与修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使司法更讲法说理.在法律思维中树立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观念,对法律文化的重建,特别是对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演进的法治

20世纪末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也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 2 1世纪的中国 ,尽管法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但“依法治国”的信念却是不能动摇的。如何从各方面加速法治的进程 ?如何处理法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刊特邀六位法学界的知名学者 ,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公丕祥认为 ,应该凭借自身基于本民族需要和条件的创造性行动来创设现代司法文化与制度。徐显明认为 ,2 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 ,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五大权利群的整体进步与发展。卓泽渊认为 ,改革与发展、冲突与互动、和平与稳定将是影响中国法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外在因素。徐祥民认为 ,在当下中国 ,选择的法治只有经过一个演进的过程、尤其是宪法的良性运行和公民法律文化的建设 ,才能成为稳定的、良好的法治。温晓莉认为 ,实现现代法治价值 ,建立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宪法制度框架 ,并在充分肯定法治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 ,将法治与德治、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是 2 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的主题。赵正群认为 ,公民的得知权及与其相应的政府说明义务构成了政务公开政策的法理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

和谐社会应当是建立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之上的社会,应当是把"以人为本"作为终极性价值关怀的社会,应当是以民主与法治为制度基石的社会;此三者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缺一不可.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执政党的政治道德责任,又是一种可欲亦可求的社会发展目标.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法治建设研究

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侧改革创新机制的PPP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茶展开。这种情况下,PPP模式的法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调整PPP模式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仍然以政策性规范为主,PPP法律性规范位阶低,法律规定不清晰,甚至不同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冲突,导致操作层面无所适从,各地在实际运作中仍会遇到许多法律障碍。因此,本文剖析了我国PPP模式法治建设现状之不足,并尝试找到PPP模式法治建设的有效策略和方法,以确保PPP模式有序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