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女性的身体形态与疾病

关于汉代女性的身体形态和疾病状况学界注意不多,本文拟在文献和考古资料基础上对此进行初步描述,以期丰富对汉代女性的全面了解.     

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

清代,天花肆虐不仅严重危害人的生命,而且给王朝行政带来很大干扰。为避免和减少天花对行政的不利影响,清朝统治者作了种种努力,并制订相应措施,形成国家施政中的某些特殊内容。社会历史现象,不仅仅是人的社会性活动,其形成与结果,还往往受到自然因素包括灾疫的影响,而人的能动行为,也在改变这种影响,治史者对此应予以注意。     

论汉代的女性教育

汉代的女性教育以德育为主,辅之以技能和经学、史学教育.以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为主要模式.汉代女性教育受礼法影响,又对汉代的礼法形成冲击.她们是受教育者,又是教育的传承者和创造者.     

也谈汉代的亭

亭,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是当时诸侯国之间军事斗争的产物。两汉的地方政治同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两汉的社会风俗、亭长个人的素质高下及当时的吏治大环境是制约亭的职能的三个基本因素。     

屈原情结的汉代嬗变

作为一种普遍而深刻的心理留存,屈原情结对汉代文人的人格与创作的影响不容忽视.它萌生于商周之际,型塑于屈原,嬗变于两汉.从外放到内敛,从对抗到顺应是其嬗变的总趋势,而逃避、执著、超越则是其分化出的三种心理流向.     

汉代郡府少吏的名目、人数及其演变趋势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具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初,郡府少吏的名目与人数较少;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郡府少吏的名目与人数成倍增加。其总趋势是:长吏在汉代郡府吏员总额中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少吏则呈上升趋势。其一,汉初长吏之人数占郡府吏员总额的10.26%,汉成帝末年为2.11%,东汉时降则仅占0.22%;其二,汉初少吏之人数占郡府吏员总额的89.74%,汉成帝末为97.89%,东汉时则升至99.78%。汉代郡府少吏的上述演变值得重视。它不仅反映出汉代行政组织的日趋完善与成熟,而且表明少吏在汉代行政运作中的作用日臻重要,说明少吏是两汉社会秩序与行政运作的重要支柱与载体。     

汉代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影响

汉代阶层、行业、区域三大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破坏社会公正,而且危害社会稳定。     

汉代的游侠与游侠歌谣

汉代游侠歌谣产生于侠风炽盛的背景中,真实而且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游侠存在的种种情况,开启了后世文人的游侠诗创作,是认识游侠诗发生发展的珍贵资料。     

汉代封事的内容及其运作

＂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成长性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封事是一种直达御前、＂不使人知＂的机密文书,其内容涉及外戚关系、皇帝得失、国家政治和大汉安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普通章奏相比,封事的传递、运转过程绕过了尚书台的拆封和审阅处理,直达皇帝,由皇帝亲自批阅,传递过程简单、直接,中间只有少数几个人员和机构参与封事的传递,略去了审阅和处理环节。     

论汉代田庄形成的基础

私有土地和依附人口是汉代田庄形成、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田庄主通过国家的授田、赐田、继承、买卖或强取豪夺获得了大量土地，并依靠其控制的宗族、奴婢、宾客、徒附等依附人口建立起了自己的田庄。土地和人口的流动性使得以土地和人口为基础的田庄不能在某一个家族中长久地延续下去。     

汉代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

汉代的长安与成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大都市。长安与成都是"天府之国"的双子星座,二者的互动促进了汉朝的巩固与繁荣;长安与成都是辞赋文坛的联袂双城,二者的互动不仅造就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大家,而且掀起了辞赋创作的高潮;长安与成都是"丝绸之路"的文明双塔,二者的互动将两汉文明的光辉投射到了遥远的西方。     

汉代区域历史研究的新收获——读贾俊侠《两汉三辅研究:政区、职官与人口》

贾俊侠著《两汉三辅研究:政区、职官与人口》一书,是汉代区域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该书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研究方法多样化。内容上,该书对三辅政区形成过程及区划变更政治背景的分析,对三辅长官选任的事实考证及政治背景的探讨,对西汉长安城人口规模及三辅区域内部文化差异的辨析,均为值得关注的学术亮点。而该书对"三辅尤异"的理解,似乎脱离了汉代语境。     

汉代宫廷的“小儿官”

题东汉学者卫宏撰《汉旧仪》卷上说到＂小儿官＂职任。＂小儿官＂是内廷近侍身份,有＂持兵＂＂侍宿＂的责任。在特定情況下,可和帝王保持极其亲近的关系。作为能够提供反映当时内廷制度以及未成年人生活情状的信息,＂小儿官＂应当为官制史、宫廷史和未成年人生活史研究者关注。＂少为侍中＂史例,值得讨论＂小儿官＂时重视。有些被史家归于＂佞幸＂者的事迹,亦符合有关＂小儿官＂的记述。＂小儿官＂作为特殊的历史角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复杂情状。而对于汉代一些特殊的未成年人的生活情状和政治责任,也能够得以说明。     

骚体赋与汉代文人精神的流变

人们一向把汉大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殊不知骚体赋是文人抒发真情的作品,与先秦时期相比,骚体赋中更多体现出汉代文人的个性,更多地抒发仕途不遇的身世感慨和对个体命运的忧虑之情,在思想上表现为儒道思想的调适与互渗.骚体赋只是在形式上模拟楚辞,在精神上却没有继承屈原的独立品格与对理想的执著精神,从而造成汉代文人精神世界的萎缩与孱弱,这里有时代条件的原因,也有文人自身的因素.     

汉代官员的休假与退休制度

官员为政期间的正常休假和年老退休 ,是我国自古至今官员所享受的基本福利待遇和国家对官员的一项管理制度 ,这两项制度的正式形成和普遍推广实行 ,始于汉代。正是这两项制度的普遍推行 ,才从人事管理制度方面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蓬勃发展。     

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其位处官僚结构底层,向为治秦汉制度史者所忽视。通过对百年（1914-2011）来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之综述,指出目前汉代少吏诸多方面亟待学者深入探讨。如汉代少吏的历史沿革,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人数及分布状况,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汉代少吏与其他社会势力（各级官僚、豪族、宗族）的互动关系,汉代少吏的趋贱历程等。汉代少吏是一座亟待学者挖掘的矿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汉代的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

汉代的民族交往,主要是指汉政权与边地各少数民族政权间的交往,也包括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与四邻各少数民族的民间往来;而民族交往的结果,则是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其中汉匈和战,导致了匈奴的衰落和分裂,促进了南匈奴的内附和逐渐汉化;汉通西域,将西域从此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西域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汉与西羌的交往,促进了西羌的内迁和民族融合;汉与东北各族的交往,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和东北各族的汉化;汉"和集百越"与设郡统治,促进了百越地区的社会进步和越人汉化;汉开发西南夷与设郡统治,则促进了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西南夷因仰慕汉德而内附和归化的愿望。毫无疑问,汉朝的民族交往,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形成了中国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基础,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汉代的选廉制度

汉代统治者将其倡“廉”主张具体化为一系列的选廉制度。其中“察廉”是长官擢升廉洁属吏的科目,而“孝廉”则是面向全体吏民选拔人才的科目。由于汉世执行选廉制度具有法律强制的性质,故有效地保证了廉选的质量。这些对于今天的反腐倡廉,不无借鉴价值与意义。     

汉代乡官"有秩"、"啬夫"补论

运用考古资料,尤其是近年出土的<尹湾汉墓简牍>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相互参证分析,对汉代乡官"有秩"与"啬夫"及其相关问题,即可获得前人不曾揭示的一些新认识:汉代乡官"有秩"与"啬夫",名称虽异,但都是乡里负全面领导责任的最主要的行政长官;汉乡一级的领导体制似应为乡有秩或乡啬夫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又因乡有秩地位略高于乡啬夫,所以也更有机会升迁为二三百石的长吏.     

汉代粮仓的类型及仓储粮食用途试论

汉帝国境内的粮仓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拥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名称,并可根据如下几个标准进行分类,即形制、储藏内容、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的区别以及粮仓的功用等。各种类型的粮仓分布于汉帝国所辖境内,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部分、部门的粮仓建制。积贮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汉代官仓储备的粮食在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供给皇室宫廷,满足统治阶级的日常需要;出给官吏俸禄、月食、赏赐,维持庞大官僚机构的运转;供给军吏卒,作为军队的后勤给养;供给官奴婢、刑徒及为官府服役者口粮;供给少数民族,作为维护和平,恢复边贸的条件或用以招抚士众,使其为汉服务;用于酿酒,以备宴饮、祭祀、赏赐、医疗保健等;供官养马、牛、驼、狗之食;用于赈灾恤贫、矜恤孤寡和尊养高年,以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等。仓储是国家进行各项事业的物质保证,妥善经营仓储,有效运用储粮,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于社会风气,都具有现实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