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恶与人性之恶——鲍曼与伯恩斯坦大屠杀探源思想比较

齐格蒙特·鲍曼和理查德·J.伯恩斯坦都在探寻大屠杀产生的根源。鲍曼将目光聚焦于"文明之恶":大屠杀恰好体现了现代发达工业文明光彩动人背后恶的一面;而伯恩斯坦则将目光聚焦于"人性之恶":大屠杀代表了源于人内在本性的根本恶的集中爆发。而将文明之恶与人性之恶加以比较,不仅可以让人们深化对人的本性和人类文明演进机制的认识,而且可以丰富对人的存在方式与社会历史的深刻理解。     

德国媒体在反思纳粹历史中的作用

70多年前,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和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灾难。作为纳粹政权的喉舌,德国媒体在战争宣传和舆论动员方面扮演着吹鼓手角色。战后,在德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造过程中,德国传媒配合政府反省纳粹历史,通过新闻出版、影视作品、各种纪念及展览活动等大众传播方式,揭露纳粹罪行,激发民众自我审判意识,对于推动德国非纳粹化进程、提升德国形象发挥了独特且十分重要的作用。     

齐格蒙特·鲍曼关于大屠杀的伦理批判

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引发了阿伦特和鲍曼等中东欧思想家对犹太人大屠杀中罪恶与道德责任的伦理学对话。阿伦特提出了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个人的伦理责任问题,即集体犯罪也不能免除个人伦理责任。在阿伦特的启发下,齐格蒙特·鲍曼阐释出纳粹并不是变态的狂暴之徒,而是现代性文明的产物。他认为道德冷漠产生于纳粹德国对社会距离的再生产,时空区隔和道德悬置使大屠杀得以顺利进行,而重建现代道德社会学的关键在于人对于他人的责任及其接近性、亲历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纳粹罪犯的道德拷问以及对现代伦理学重构的可能性的思考,对我国学人深入研究日本侵略者的道德伦理问题有一定借鉴意义。     

作为公共政治现象的宽恕——对阿伦特宽恕观的探究与质疑

阿伦特认为,宽恕是我们对公共行动不可逆性的一种救赎,它是一种公共现象和政治现象。公共政治生活之外无"人性"。因此,"公共生活中的人格呈现"乃人类谈论宽恕的前提条件。阿伦特强调"公共性"与"此世性",批评基督教的"超越性"传统与自由主义的"私人性"传统,并认为"无思"是近代以来一切罪恶产生的渊薮。其理论具有较强的主张积极自由之特征,并有导向"强制自由"之嫌疑。她对近代以来形成的诸竞争理论的处理,尤其是对其他理论"非此世性"的批评,并没有能够消除我们对其理论负面效应的深刻隐忧。     

通向“恶的平庸性”之路

通过“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阿伦特揭示了一种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的、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的新类型。本文通过对现代性方案以及导源于这种方案的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现代科层制政治机器对于无思想的命令执行者的需要与塑造,以及与政治的工具化并行的公共领域的消亡这三个层面的考察分析,揭示了“平庸”与“罪恶”结合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平庸”之与“罪恶”的联系,虽然受到现代社会发展和政治运行中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的推动,但这既不是要为“艾希曼”脱罪,更不是要将每个人入罪,而是要引起每个人作为公民在面临大屠杀这样的罪恶时对自己所应担当的责任的沉思。     

艾希曼、平庸之恶与服从行为研究 犹太创伤与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

在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上,他人或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会使其行为发生怎样的改变,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又成果丰硕的领域。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疯狂屠戮,以及执行者在屠戮过程中通过“恪尽职守”表现出的机械、冷酷与无情,在引发阿伦特有关“平庸之恶”讨论的同时,也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酿就了以米尔格拉姆的“服从行为”研究为主导的实验。这一实验在学理上可以追溯到勒温、谢里夫和阿希在该领域中的一系列先行研究,而在现实中则源自犹太世界长期以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正是犹太人长期以来遭受的苦难,使得从众和服从的话题成为犹太裔社会心理学家挥之不去的梦魇及绵长的另类叙事。     

论福泽谕吉对旅顺大屠杀事件的评论

1894年11月旅顺大屠杀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面对国外舆论的批判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发动日本报纸为日军暴行进行掩盖与辩解。此时,福泽谕吉完全追随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其掩盖与辩解既体现了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也说明了其在甲午战争前所主张的"文野之战"是掩盖日本侵略中国与朝鲜本质的借口。     

恶的政治之维——陆九渊恶论发微

善与恶是伦理学中的永恒主题。善使政治成为可能,而恶使政治成为必要。恶与政治具有天然的纽带关系,思想家们对于恶的认识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于政治的认识。陆九渊认为,善是先验的,而恶是后起的、派生的,是背叛、偏离了善的结果。政治的存在源于恶的存在,政治活动应当实现遏恶扬善的价值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就必须诉诸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国传统儒家对于圣人除恶尽净的信心和圣王执政的信念,使得中国传统政治观始终无法摆脱人治与德治的色彩。     

1942:超过巴登死亡行军及泰缅死亡铁路的南石头大屠杀

广州南石头大屠杀是日军在细菌战中杀害无辜难民最多的屠杀,远远超过十万人,比1942年同时发生在东亚的巴登死亡行军及泰缅死亡铁路两次大屠杀的数量还要多,是最为严重的理性杀人。这一违反国际公约的反人类罪行,迄今未能得到最后的清算,凭借目前的相关证据,包括可找回的用瓦罂装上运到增城的尸骨,应当在邓岗斜的万人坑上建立一个南石头大屠杀纪念馆,以铭记南石头大屠杀事件和悼念遇难者。     

"恶"——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动力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基督教哲学、维柯、康德、杜尔阁、孔多塞、黑格尔、马克思都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但是在承认"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否认历史发展的其它动力,特别不能忽视与之对立的"善"的重要作用.探究"恶"的历史作用的现实意义是为了驱恶扬善.     

《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对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的反思

文化是民族在对应生境中的创造物,美国黑人在经历了三百年的族际演化后,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其民族文化必然是基于现代生存环境和其黑人性与美国性的一种特定的、全新的文化.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通过描写梅肯·戴德一家三代人所追求的不同生存方式,展示了美国黑人寻找其民族文化的艰难历程.在对白人文化的完全摒弃和接纳都无助于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时,莫里森意识到了在黑白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必然会导致美国黑人文化的创造性地转化.     

人的解放的两个理论维度与现实的两种解放 ——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解放的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化了人的解放的思想,人的解放有两个理论维度:一个是对象化活动的解放;另一个是人对对象感性关系的解放。这两个理论维度分别对应着现实中的两种解放:一种是工人解放,即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另一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即从私有财产中解放。人的解放的思想有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解放的两个理论维度和现实的两种解放构成了马克思人的解放的思想的理论统一体。     

民主之困局与出路——对中国政治改革经验的反思

民主是一种世界性进程和世界潮流,民主政府已被视为可接受的合法政权形式。但民主必须是宪政的,即必须通过宪法和法律对社会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实施有效控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民主,才是合理的。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民主化包含双重任务——控制政府与规制民意。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进行政治改革,按照宪政民主的要求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推进着民主化的进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并积累了宝贵经验。面对民主化需要继续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政府应积极推进政府创新来拓展有效的政治发展空间,寻求和培育新的制度生长点,逐渐建构一种能够应对民意挑战的政治体系,这样才能化解来自民主化等方面的压力,走出民主的困局。     

神圣性:交往的形上之维度

近年来,交往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哲学探究的热点,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个自明的话题,是因为随着文明的进展,"交往"愈加显示出其危机与异化的态势,在现代社会,交往几乎等同于交际。对于交往问题的关注应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即通过探究交往危机的根源寻找主体间交往的根本途径。本文认为,只有恢复精神性和神圣性在人的存在中的位置,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交往中的功利化状态。同时,在传统形而上学业已消解、诸神已经远逝的科学时代,"神圣性"与"完整性"可以在交往的内在领域中再现。     

审美之维:对电视纪录片本性的反思

自80年代末，随着一系列电视纪录片在国际电视节上频频获奖，电视纪录片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对它的研究也日渐兴盛，包括对电视纪录片本性的研究。而把其本性界定为纪实或纪实性和真实或真实性的，颇为流行，如“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真实是纪录片的灵魂”、“纪录片是时代的文献笔记与历史备忘录”、“真实性是纪录片赖以存在的美学基础”、“纪录片的本性是纪实”、“纪录片要求直接拍摄真人真事，要求无假定意义的事实真实，不允许虚构事件，不允许造假情节”等等，不一而足。①那么，电视纪录片的本性果真是纪实或真实么？1．“纪…     

生命的形而上学:哲学之思的永恒维度

生命是一种躯体性意识。自我意识作为一种精神,也就是要使自己超越于自然,把自然之存在引入意识之目标。意识要在自我中设定自己,并把对自身的设定环节作为中介物,从而发展出人的精神。人就是在自然的躯体中设定出的精神目标。     

超越解释——对疑难案件法律解释方法功能之反思

法律解释方法能够为疑难案件的裁判提供思考方向,并为判决结论提供论证。但这些解释方法本身并不确定,方法之间也没有固定的效力位阶,这些局限使其难以保障法律解释的客观性。由于在疑难案件中法官需要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因此其裁判具有决策性质。为了增强裁判的科学性和妥当性,法官还应求助于其他社会科学。中国法学应在深化法律解释方法论研究的同时,推进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法学教育中也应考虑完善法科学生的知识结构。     

人的发展理论对价值观念构建维度的启示

作为人的发展问题理论表现的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其所表现出的对“集体—个人”两极对立的扬弃和超越。为我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当代建构提供了启示和思考。通过对这一理论的分析和梳理,不仅为社会价值观念构建维度——人的发展维度提供了充实的理论依据,而且其理论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的内涵也为这一维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罪与数罪的区分维度:累进犯模型之提倡

我国目前在一罪与数罪上的争论不休,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没有将一罪与数罪的判断统一于同一维度中来考虑。为了确定一罪与数罪的区分维度,宜在同类客体和一般客体之间设置"同质客体"层级,并可以此为基础构建起累进犯模型。具体而言,累进犯模型是对目前的一罪体系进行统一维度的类型化,即以同质客体为基础,分别将行为、罪质、罪量作为累进对象和考察要素,设置三种累进类型,即行为累进犯、罪质累进犯、罪量累进犯。其中,行为累进犯包括同质客体的牵连犯、连续犯、吸收犯和同质客体的想象竞合犯,罪质累进犯包括结果加重犯和转化犯,罪量累进犯包括继续犯和徐行犯。具体的罪数判断原则是,符合累进犯模型的复杂形态行为可以评价为一罪,而不符合该模型的异质客体的想象竞合犯和异质客体的牵连犯则应判断为数罪。     

有序和有效:新型城镇化中农民参与的两个维度

在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广大农民完全被排斥在决策之外,而且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和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造成城市急速扩张、农民被迫上楼、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破坏等等。新型城镇化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合法权益,让农民主动地参与到城镇化的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土地征收等决策过程。为了实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参与,必须围绕有序和有效两个维度设计农民的参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