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区域保护和管理研究——我国首个南极特别保护区设立的回顾与总结

在南极条约体系逐步建立的南极区域保护框架的大背景下,从设立背景、区域范围的选定、保护价值和内容的论证、管理计划草案的编写以及获准设立等各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首个南极特别保护区即南极格罗夫山特别保护区的申报与建设工作。同时还重点简述和分析了该保护区的区域特征、保护目标、保护价值与内容和相应的管理措施,并探讨了我国首个南极特别保护区的成功设立的价值、经验及其启示意义。     

科学与政策相互作用视角下的南极特别保护物种制度分析

确认脆弱生态系统或需要特别保护物种,然后以此为由建立保护区,渐成为全球海洋治理中一个惯常的、符合“科学”的逻辑。在此背景下,南极特别保护物种制度在近几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基于对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会议文件的分析,本文发现部分国家试图在南极创设和实行“政策目标导向的科学治理”和“保护物种-保护区”的治理逻辑,实质改变现有的南极保护物种制度,使其成为保护区制度的附属品。中国应对这两种治理逻辑持谨慎态度,因为前者可能导致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在坚实科学基础上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受到冲击,后者则会使需要保护的物种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南极条约》的背景意义及展望

《南极条约》的缔结,不仅与南极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希望南极能够永续地和平利用并贡献于科学事业的强烈愿望。原始缔约国的创造性将可能引起争端的领土主权问题“冻结”,推迟对矿产资源问题的讨论,采用协商一致的工作机制,在全面保护南极和鼓励科学考察等方面寻求广泛的合作,以条约框架为基础建立了有效的国际共管体制,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起到了示范作用。纵观条约体系演化过程,不难看出,南极局势的发展从分到合,虽然合中有分,但以合为主。这不仅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也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利益。重要的是抓住难得的机遇,充分利用《条约》体系的机制和规则,积极参与,在竞争中寻求合作,通过合作增强竞争力,以逐渐形成、聚集并储备我国和平利用南极的能力。     

论冰架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南极冰架是南极条约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地位的界定不仅取决于冰架自身的科学属性，还应在南极条约体系下进行系统解读。冰架在物理结构上具备了陆地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属性，在条约文本解释中也体现出区别于南极海域和类同于南极大陆的法律地位。随着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框架下南极海洋保护区制度的发展，分布在南极条约区域的大面积冰架是否应受《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调整逐步成为一个显性问题。对南极冰架法律地位的廓清关乎南极条约体系下重要公约的适用范围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将对南极国际治理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冰架不属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适用范围和规制对象，也不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规划区域之内，南极海洋保护区不应包含南极冰架。     

从南极条约体系演化看矿产资源问题

领土主权和矿产资源是国际南极事务中的两个敏感问题。《南极条约》的缔结搁置了对主权问题的争议,为国际社会探讨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通过条约体系围绕矿产资源问题演化主线的简要回顾,深入分析从《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最终过渡到协商产生《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的历史背景和内在原因,讨论了在条约体系框架下协商成员国从分歧走向合作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就如何利用南极现有的国际共管体制和机制以有利于我国和平利用南极,得出几点原则性结论。     

马来西亚南极政策的演变（1982年-2008年）

1982年马来西亚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内发起了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挑战,批评重点涉及南极条约体系的缺陷以及南极环境保护问题和矿产资源的公平开发问题。从1993年起马来西亚逐渐认同南极条约体系的原则,马来西亚与南极条约协商国关系发生转折。2002年南极条约协商国邀请马来西亚作为观察员参加第25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马来西亚与南极条约协商国的关系得到重大改善,有望不久加入《南极条约》。马来西亚南极政策的转变既有维护马来西亚国家利益的考虑,也受到大国政治、环境政治等国际因素的制约。     

2048年后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的管制措施研究

《马德里议定书》第7条和第25条是当前南极条约体系内直接规制矿产资源活动最重要的国际法渊源,其要义不仅限于“禁止南极采矿”的基础内涵,且包括对“科学研究”排除适用及修改该暂行禁令受限于严格条件的理解。南极矿产资源国际治理随着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制度的确立与之渐成“一体两面”议题,但其与南极科研事项、南极特别区域制度必然发生的现实互动会造成禁令在条约体系内的适用难题。当前法律规定及适用难题共同决定,2048年后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的治理仍需以维持现有南极条约体系的稳定为基本方向。作为南极条约体系的坚定维护者,中国应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南极矿产资源管制的制度完善及南极环境保护做出大国贡献。     

试析南极科学与南极政治的关系

南极科学在人类认识南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南极条约》的出台到南极条约体系的发展完善,科学始终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科学作为一种协调各国立场的特殊外交手段,促进了《南极条约》的出台。南极科学研究为南极条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科学咨询和智力支持,也是各国增加在南极大陆存在的重要手段。在南极这片神奇大陆上,南极科学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南极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发展趋势研究

罗斯海被称为“人类最后的海洋”,美国和新西兰联合提出建立罗斯海海洋保护区提案,提案中提出了保护的目标、区域、相关组织机构的职责,生效时间及合作监管等多方面的内容,该提案将是未来在南极建立海洋保护区的风向标,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罗斯海保护区提案中有部分内容对加入国强制性义务性要求,其保护效力较强,保护周期长。我国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加强研判,综合施策。     

南极海洋保护区建立的法律问题分析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不仅应具有相应的法律基础,还应该满足相应的条件。最近的几个提案由于相关国家的反对至今没有获得通过。UNCLOS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为CCAMLR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提供了法律基础。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应满足捕捞种群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有最佳科学证据证明、考虑国家的“合理利用”以及制订完善的执行措施等条件。我国应在积极参与完善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同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南极条约》50周年：挑战与未来走向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南极条约》有效维护了南极洲的和平,促进了国际南极科学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解决有争议问题的“南极模式”。但近年来现有的“南极秩序”正在面l艋着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南极条约》的未来走向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目前存在三种未来走向：《南极条约》解体、南极“联合国化”而变为人类共同财产以及《南极条约》继续存在。由于《南极条约》高举和平与科学的旗帜,以及南极条约协商国家的强大政治经济实力,在可预见的未来,现行的《南极条约》仍是规划南极事务最现实的选择。     

新西兰与南极

新西兰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因素决定了新西兰在南极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源于新西兰的历史和早期获得的政治权利。本文概述了新西兰参与南极事务和在南极地区承担义务的原因;展示了维护新西兰南极存在和在谈判中负责阐述本国见解的新西兰各种机构;探讨了新西兰在南极大陆的核心利益,这些利益推动了新西兰南极政策的形成。     

大陆架划界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挑战

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建立了大陆架制度,要求沿海国应在批准《公约》生效十年内完成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目前,澳大利亚、挪威、阿根廷和英国等国在提交各国大陆架划界案时,先后对南纬60°以南地区的外大陆架提出了主张要求。自《南极条约》1961年生效以来,南极地区(即60°S以南地区)一直处于以《南极条约》为核心的南极条约体系的约束之下。南极条约体系是一个涉及国际南极事务众多方面的系统,对于维护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解读南极洲领土主张七国提交的大陆架划界案和有关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初步信息,跟踪研究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议的有关南极地区的划界案案例,分析了沿海国在南极地区的大陆架划界主张对南极条约体系法律地位产生的重大影响和挑战。     

国际法体系下南极生物勘探的法律规制研究

南极生物遗传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和应用价值,各国积极开展南极生物勘探活动和激烈的资源争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南极遗传资源的法律属性、利用与保护等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并展开了激烈的国际争论。国际上并无专门的关于南极生物勘探及其遗传资源的法律文件,现有的国际法律制度对此均有所涉及,但在适用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南极生物勘探及其遗传资源相关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国际文件就可解决的复杂问题,因此须扩展适用区域制度和公海自由原则,发挥联合国的宏观作用,扩展全球公共利益的范围,广泛应用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并在国际法和南极条约体系的协调和融合下寻求解决的方法。     

关于开展南极旅游业的思考

通过分析在我国开展南极旅游产业的内外部环境,可以提出发展南极旅游业具有说服力的数项理由,其中包括：通过实质性地利用南极旅游资源,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富裕阶层先进文化的培育,有利于公众对南极事业的理解和参与,也有利于旅游业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通过平衡长远目标和实现发展的关系,虚实结合,确保我国南极事业可持续地发展,力争实现利用南极旅游资源利益的最大化。     

农业结构调整中的耕地保护问题研究

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地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本文对一个农业产业化由兴到衰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反思,认为要确保农业产业化得到积极地、持续地发展,必须建立和建全利益机制,真正使龙头企业和农户形成一个“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体,并就健全机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农地金融制度:国别比较与借鉴

作为以农地产权为抵押来获得贷款的农地金融,在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实践,是解决农业发展资金的一个重要制度。我国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这一制度突破为盘活农村资源,解决农村资金困难打开了空间。详细梳理了德国、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农地金融制度的组织架构、发展进程以及成功的经验,通过对这些国家农地金融制度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我国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一些设想。     

新西兰“南极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7月8~9日,＂南极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在具有中世纪欧洲风格的新西兰基督城举行,在全球化、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的大背景下,召开这样的学术研讨会,意义尤为重大。研讨会总共收到21篇学术论文,分为南极与各国外交政策的博弈、南极治理与政治以及近年来南极的热点问题等三个主题。     

欧盟消费政策

在发展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目益突出和尖锐,欧洲各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只有精诚合作,才能更加公正、舍理地解决原来属于国际消费者保护范围内的纠纷,促进国民福利的增加.因而,从消费者利益保护的角度而言,欧盟统一大市场的进一步推进,欧盟各国经济的一体化实际上促进了欧盟消费者政策的统一和发展,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