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

基于村落边界理论视角,从地域、经济、治理和社会4个维度构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的理论框架。将农民集中居住区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既有村庄类型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边界形塑的实践样态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市场驱动型村庄边界的演化过程,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边界演化及社会空间重组具有显著的行政主导特征,经济、治理、社会等多元融合的地域关联及边界形塑机制难以有效建立,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应突破“农民上楼”“合村并居”的行政社会实践逻辑,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重构新型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农村生活与城市体验空间融合、农耕文明与都市文化地域重构、礼俗秩序与法理规范协同共治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城中村环境问题研究

城中村就是城市中的村庄,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研究城中村问题。研究城中村的环境问题,对实现城乡统筹、推进中国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城中村环境现状以及环境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改善的方法。     

“城乡连续统”框架下新型城镇化社区样态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新乡市Z社区的“深描”,作者从生活空间变迁及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两个维度展示了一种新型城镇化社区样态,首先,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聚落模式置于“城乡连续统”框架下,抽象出此类社区的基本特征,即动力机制市场化、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一体化、生计模式多元化、社区基层建设“新型单位化”;其次,不同于学术界既有城乡人口迁徙聚落模式,Z社区在动力机制、组织转型和生计变迁等维度均有其特殊性,并指出其与传统新农村社区的区别和联系;最后,作为中原地区一种特殊的人口聚居模式,Z社区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面临“走出个案”式困境,因此,作者从新型城镇化社区应然样态、地方性知识和本土治理资源、农村土地经营模式和农村土地制度等维度引发进一步学术思考。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分割与整合:城乡社会福利一元演进的制度逻辑

社会福利模式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中国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模式转换,即由城乡福利制度分割到城乡福利制度整合的进程。本文以Y社区村居变迁为例,刻画中国城乡社会福利模式转型的样态,剖析其多重逻辑主体制度博弈的逻辑。论文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动态透视中国城乡福利体系及其模式变迁、演进机制,为中国城乡社会福利体系的进一步整合提供典型案例与经验借鉴。     

城乡二元体制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特有的一套综合性社会制度,由为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制度安排演变而来.城乡二元体制有效推进了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却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变迁及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与一致性的实证分析,论证了城乡二元体制是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通过成都市以统筹城乡改革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案例分析,表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进人口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有助于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最后,针对成都在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过程中面临的瓶颈,提出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共同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剥削型”到“保护型”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自然的产业结构差异,更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设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和对农村的政策歧视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剥削性”。19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国家惠农政策的推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不断弱化,而“保护性”的功能则不断增强。维持“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广大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进可攻退可守”,不仅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意义重大,而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结构的弹性,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讲,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其目标不应是以激进的方式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甚至消灭农村,而应是进一步削弱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强化其对农民的保护功能。     

都市村庄问题的本质及其治理改造方略

本文从不同社区类型形成的背景入手,指出了都市村庄(城中村)社区类型的特殊地位,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都市村庄问题的本质,认为都市村庄是一种复杂的社区综合体中,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内部或边缘地带的集中反映,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许多领域。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改造都市村庄的相关思路和对策。     

城中村:村落终结的最后一环

在城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一些发达地区在城乡交汇处出现了城乡杂居的城中村。城中村的种种生存弊端与冲突表明,它应当成为城市化研究的主题之一。在城中村形成的诸多要素之中,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及相关政策与制度安排、村庄利益性及社会性共同体的内聚、非正式经济的独特功能与地位、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性是城中村形成与维系的主要原因。城中村的改造与发展、城市的进一步城市化都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研究:基于 Wirth-Redfield 模型的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基于Wirth-Redfield 模型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和社区意识两个维度考察该地域社会类型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 首先,公共空间结构转型,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使得社会交往趋于公共化且打破了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实现基于村庄认同社会互动到基于社区认同社会互动的转型;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转型在改变乡土世界运作规则的同时也使得后乡土中国的农民公私观念发生微妙变化。 其次,社区意识悄然崛起,一方面社区环境商品化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意识;同时,房屋产权明晰化使得业主身份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与村组织有机融合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干部管理社区化既是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议题也是重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的必要路径。 最后,Wirth-Redfield 模型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一场隐形的文化转型,其核心是要告别乡土社会实现一种新型的城乡文明关系。     

“城中村”问题初探

"城中村"现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因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的障碍而产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城中村"给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带来了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任务是改革现行与农村城市化不相适应的法规政策和管理机制,从源头上避免大量新的"城中村"产生.其次,对已成型的"城中村",应从物质形态改造入手,以关乎村民根本利益的房屋清理确权为切入点,均衡各方利益,多渠道筹资,统一征地拆迁、规划建设、落实安置,推进"城中村"改造.     

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的路径与模式刍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邹平模式”代表了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学者发展乡村以引发都市的路径；而为学界长期忽视的青岛乡村建设运动则采取的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模式。“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各界对乡村改造与发展道路探索的两个路向：从乡村走向都市抑或从都市走向乡村。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与乡村的关系角度对青岛与邹平乡村建设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无借鉴意义。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青岛乡村建设运动模式已经具有都市“反哺”乡村、城市文明“反哺”乡村文明的意涵。     

基于区域城市建设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

针对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重城轻乡、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分割严重等问题,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依据区域经济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分析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我国应基于区域城市建设,通过产业聚集和产业传导实现城市中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优势互补,形成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并在引资模式、培养与引进人才、生态建设等方面进行系列制度创新。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山东寿光三元朱村的个案调查

文章以山东寿光三元朱村为个案,以现代性在村落与村民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渗透与扩展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以文献分析、村民访谈与实地调查的有机融合为研究方法,通过对村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村民价值观念的描述与分析,探讨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实践和逻辑,从而认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寻求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本土化解释.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思考

对目前农民工在经济地位、政治权利、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面临的诸多权益保障问题进行研究,指出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府职能不到位的原因,也与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不完善的利益诉求机制相关,需要通过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建立健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等途径加以解决。     

基于国家治理视野的城中村青少年教育问题思考

青少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脊梁，承担着国家未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使命。城中村是我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产物，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中村青少年教育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对之解决如何事关国家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城中村青少年教育问题研究的现状，找出城中村青少年存在的社会问题，并从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四个维度进行思考，探索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城中村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期通过政府监管、社会参与、高校帮扶等措施更好地对这一群体进行教育，践行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基于村落保留观念的城中村改造路径分析——以济源市城中村为例

目前国内对于城中村改造的实践各地均处于探索阶段。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对于一些中小城市的城中村,住宅建筑情况大多良好,盲目采取大城市建设城市型居住区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村落作为人类最原始的群居方式,是地域特色和乡土文化的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城中村作为原始的村落,在更新改造过程中要转变传统拆迁观念,以村落保留为基础,挖掘村庄特色,更要树立多样化的城市发展观念,改善基础设施,循序渐进,达到城市与乡村的自然融合。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论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完善——以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

社会资本理论对于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社会资本理论在渝东南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其在传统权威、规范参与及传统交往等方面的社会资本的发展具有较好的现实基础.随着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在人际关系、内部信任、社区参与、社区制度及社区网络等方面的社会资本的发展也面临困境.对此,必须进行深刻反思,立足渝东南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国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二元框架出发,全方位、多角度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促进渝东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完善,以此推进该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