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启蒙精神与现代中国电影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走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脚步,它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行动提供了厚实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从而使五四运动的核心--现代启蒙精神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魂".现代中国电影在20世纪30-40年代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是与现代启蒙精神的支撑分不开的,而现代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与对现代启蒙精神的疏离相关.从现代启蒙精神这一视角来透视现代中国电影,探寻了现代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并努力把握其发展的特征和规律.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侯外庐先生以其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和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凸显了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的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其“早期启蒙说”，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和对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精微辨析，突破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传统偏见，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论证了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以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接着侯外庐先生往下讲，文章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启蒙反思”的思潮作了具体的分析评说，深入探讨了“早期启蒙说”对于突破体用两橛、中西对峙、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思维方式，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具有的启迪意义。     

社会启蒙还是文化启蒙?——从启蒙的自主性看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

启蒙的自主性这一概念表明,启蒙只有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基础具备的条件下,才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前提。中国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启蒙,而只是文化启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工作是社会基础与社会启蒙的双向建构。中国真正的、全方位的社会启蒙只是在今天才有可能。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

在 2 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 ,侯外庐先生以其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和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 ,凸显了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的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其“早期启蒙说” ,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和对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精微辨析 ,突破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传统偏见 ,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 ,论证了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 ,以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接着侯外庐先生往下讲 ,文章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启蒙反思”的思潮作了具体的分析评说 ,深入探讨了“早期启蒙说”对于突破体用两橛、中西对峙、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思维方式 ,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具有的启迪意义。     

新世纪中国民族电影艺术的人文思考

步入新世纪的中国民族电影艺术面临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挑战,我们该如何在历史语境与现实社会的冲突中坚持"自我/主体"意识,保持与世界的对话呢?坚持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扬弃,既是民族电影艺术繁荣的必然路径,又是其生产策略的客观要求;成功的电影文本建立在与社会文化、时代背景和民族精神互动的基础之上,而对人性的关注又是所有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之所在。因此,民族电影艺术要善于从传统中继承和批判,以变动的社会历史环境为表现题材,关注人性,积极反映时代精神,实现电影创作的突破。     

重审中国近现代启蒙话语

中国近现代启蒙主要是知识和思想的普及.自洋务运动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启蒙,中国在输入和接受西方现代知识并融合中国传统知识精华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现代知识谱系,从而整体性地置换了传统的四部之学.在启蒙作为知识谱系建构的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启蒙具有强烈的知识性,在知识性的意义上具有理性.启蒙从根本上是一种话语,作为话语,它是思想形态,但这并不是说启蒙与社会实践无关,恰恰相反,启蒙话语与一般哲学思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玄思性的,不是抽象问题的抽象思考,而是指向实践,始终与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从而具有实践意向.     

历史叙述中的启蒙话语与文化反思——论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

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既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发展和深化了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又在历史小说中引进文化反思意识,从而使其成为现代长篇历史小说中极具个性,又具有承上启下地位和意义的特殊文本,为现代历史小说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倾听关于启蒙的对话:康德与福柯

面向21世纪,中国的文化启蒙将受到怎样的挑战,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这一思考必须建立在对20世纪文化启蒙运动反思的基础之上.康德与福柯对启蒙富于当下意识的哲学思考,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点.通过反思和对比,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特有的权力模式以及知识分子伦理意识的欠缺,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启蒙,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向启蒙文化的转型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表现方法与传播过程的文化转向

通过电影表现方法与传播过程两个角度,分析了从受众视角看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文化转向,认为从表现方法来看,声音画面等因素从故弄玄虚到内容关联,镜头剪辑上从因循守旧到合理技巧,包装上从单调乏味到个性创意;同时,在电影传播过程的三个阶段,开发阶段、制作阶段、营销阶段,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韩国国产电影繁荣对振兴中国电影产业的启示

韩国电影的政策与法规制度、艺术风格与创作手法、市场开发与营销方式的流变过程,对中国电影产业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启示:真正理解了电影产业化的本质是将电影作为一种有些特殊的商品推向市场,努力去研究如何为电影拍摄提供适宜的政策和资金环境,如何拍摄出现众喜欢的电影。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兼论近年中国爱情电影创作

作为一个常胜不衰的类型,爱情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类型体系的中流砥柱.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高歌猛进,中国爱情电影发展的势头喜人,《失恋33天》《北京遇上西雅图》等票房黑马的出现,更是充分证明了中国爱情电影在观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容小觑.但是,近年中国爱情电影在数量激增的同时,质量却没有大幅度提升,平庸之作充斥银幕,成为观众的“鸡肋”之选,口碑和票房都持续低迷.针对当下中国爱情电影生产和创作的困境,从探讨爱情电影的本质入手,具体分析中国爱情电影在情感呈现、叙事创新、人物形象、城市景观以及明星搭配等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期引起创作者的重视,为提升中国爱情电影的整体质量,实现良性持久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新世纪华人移民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华人移民文学的发展变化既与母国环境的变化有关,亦与其在移居国的生活变动有关。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改革开放之初移居国外的一代华人移民度过了移居生活的艰难适应期,开始从"局内人"的角度对移居国的文化做深度的考察。相应地,移民文学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质。以"灵性文学"为代表的华人移民文学通过基督教文化路径丰富了当代汉语文学的表现空间,是新世纪移民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价值维度。     

完美而残缺的主体——“文革电影”中的“新人”形象论析

培养新的人物,创造新的世界——"文革"时代的社会理想和诉求,经由伟人更具规定性的描述和设计,最终在"文革电影"中固化成一种概念和模式,而"文革电影"在实施完美主体的建构、将无产阶级思想教化发展到极端的同时,也就构成了对主体的最深刻的异化和分裂.     

新世纪以来美国太平洋战争电影的意识形态策略新变

美国太平洋战争题材电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新世纪以来,为了适应新的世界形势,美国的电影意识形态策略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明显地体现为由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向;另一方面,美国太平洋战争电影所标榜的美国英雄史观和个人主义英雄传统渐趋式微,转喻为更具隐秘性的所谓“美国精神”.这些变化都说明美国已在悄然改变其传统的强势文化姿态,以更为隐蔽扎实的艺术虚构来传布其意识形态话语.究其实质,这是一种政治一艺术学的操弄,知识—权力机制的扮演,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历史虚构.     

中国文化形象的世纪性转折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自我反省和不断批判之后,中国文化的形象日渐地“矮化”和“空洞化”,逐渐疏 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机勃勃的现代性文化之创造,而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和片断性的残梦旧影。在“欧洲中 心主义”的强力冲击和全面影响下,中国文化的声誉不但在本土一落千丈,就是在西方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转折, 使得中国文化的形象长久以来变得非常微弱和模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日渐强盛,中国的地位正 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改变,也为其文化形象的重新塑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究竟以怎样的“形象”来面对当今的 世界,已成为对中国文化之复兴的重大考验,也孕育着一种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方式。     

试析新世纪华侨学府侨生的文化双向传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越来越重视对外文化传播和交流,因此我们不应忽略在中国华侨学府求学的侨生群体。侨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桥梁,是一群特殊的传播使者,由于身份特殊,他们在国内高校的学习和生活就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双向传播特点。侨生本身既是中国文化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海外文化的传播者,这种文化的传播不仅是双向的,而且是自觉的、主动的、相互的输出和接收。在双向文化传播中,最受益的当属中国文化的传播。     

从艺人经纪模式看中国影视明星高片酬现象

在中国,影视制作业务与经纪业务未被严格分离,艺人经纪主要采取制作与经纪合一模式,这种模式下艺人权益较易受损.艺人经纪模式会随着艺人产品处于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形成了依托制作资源帮助艺人发展的制片人、经纪人、经理人三位一体模式,制作公司内的经纪人工作室联盟模式和以明星、名导、名编为核心成立的独立艺人工作室模式.中国影视明星的高片酬是在制作与经纪合一模式下对编剧的重视程度不够、作品缺乏市场检验渠道及经纪公司缺乏成熟的造星机制等问题所致,而要形成影视经纪行业未来发展的良性循环,独立艺人经纪模式更符合产业发展的长期需要.     

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的话语权

“话语权”表达的是在语言外壳背后,承载着的某个特定社会,具有特定经济政治地位的人们（社会集团）的实际权力（利、益）要求,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政治权力（利、益）,有确定的阶级内涵。“话语权”是由话语体系体现出来的。在当今世界普遍关注话语权的背景下,坚持用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不断增强中国理论的话语权,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这是党和国家向学术界、理论界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论"以中释中"

"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不仅不能充分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而且包含了贬抑乃至扭曲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合理的,其将西方现代文化看作是人类文化之"共法"的理论前提也是不能成立的。为适应"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之共同困限"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化的基本诠释范式应当转向"以中释中"。为此,要在人类文化殊相之一的层面回归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均作为人类文化殊相之一而存在,并在人类文化之一般精神的统领下开展平等对话;要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要凸显"双向互动,层级累进"的方法意识,逐渐推进"以中释中"诠释范式的不断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