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养蚕技术的西传及其相关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多认为，５世纪中原养蚕技术传到于阗，著有《中国伊朗编》的美国学者劳费尔把时间定在４１９年，法国的布尔努瓦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中则认为其时系在４２０或４４０年。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中原养蚕技术传到西域远较上述时间为早。近年有人提出《汉旧仪》中的蚕神寓氏公主，即为传蚕种至于阗的“东国公主”，同时《后汉书》上也提供一些线索，说明东汉时期于阗已可能有蚕桑生产。这些观点还缺少足够证据，一时难下定论。出土文物证明，至迟３世纪于阗诸地已有蚕桑出现，这是可以肯定的。由于《大唐西域记》中东国公主的故事影响广泛，人们多把于阗看成是养蚕植桑并继续西传的圣地，其实古代塔里木贫地许多绿洲城镇都有蚕桑生产，越来越多的文书资料证明，４世纪后吐鲁番地区养蚕植桑的规模、丝织业的发展都曾盛极一时。塔里木盆地是中原养蚕技术西传的中转之地。研究于阗文的学者提出证据，波斯的蚕桑生产可能和于阗有关，西方学者把养蚕法传入东罗马定于７世纪，但这一传播过程的具体情节，尚待进一步澄清。     

知识荟萃

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地区,古称于阗,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现和田所辖七县一市。一片片绿洲宛若一串串翡翠镶嵌在大漢之滨,这里除名扬中外的玉石、丝绸、地毯外,在几千公里的古道上,不少旧的城堡、驿站、集镇虽已被风沙湮没,但许多百年古树依存,郁郁葱葱,成为历史的见证。核桃史称胡桃。《本草纲目》记载:“此果本出羌胡,汉     

新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婚礼仪式中的文化象征

约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幅员辽阔，古称“西域”，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全疆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47个民族成份。横跨自治区中央的天山山脉将新疆分为自然景色各异，风貌迥然不同的南北两部分。天山南麓俗称南疆，坐落于南疆最南端的和田，古称“于阗”，和田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全地区总人口约150万，其中维吾尔族就占到了97％以上。     

古代于阗与佛法初传

古代于阗的三个名称———于窴、于阗与瞿萨旦那———反映了古代和田绿洲主体居民与王统的变迁。其中于窴是他称, 是主要反映当地居民之一的族名; 于阗是城邦自称, 主要反映城邦名及其同美玉之乡的历史联系; 瞿萨旦那则是塞人入主和田绿洲所建王朝名, 亦即汉文史书中的于阗尉迟氏王朝。在羌人和羌化小月氏人占统治地位的上古于阗, 尚无佛教传弘的痕迹, 瞿萨旦那王朝创立之初亦无佛教, 佛教东弘乃发生于瞿萨旦那第二代君休莫霸时期。至广德继位, 大众派正统佛教(小乘佛教) 逐渐战胜了原始的巫教, 至魏、晋时期, 于阗才成为西域的大乘佛教中心。     

钱币上的民族文字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有一枝绚丽多姿的货币之花。那种类繁多的造型,琳琅满目的文字,形形色色的质料,令人惊叹,发人深思。从币面的文字上,不仅可以看到名称,重量或面值,而且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社会的发展、朝代的更替,政权的兴衰窥见一斑。从目前考古发现看,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古钱币,当数公元三世纪前后的于阗国的汉佉二体钱?簛叶迩?亦称和田     

知识荟萃

新疆瑰宝和田玉和田玉是新疆的特产。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山海经》等都有关于和田玉的记载。相传远古时居于昆仑一带的西王母曾到中原“献白环玉块”。周穆王(公元前940—928年)西行巡狩时,登昆仑山也赞许“惟天下之良山,宝玉之所在”。春秋战国时,和田玉已享誉内地,成为中原人民赞美的珍奇之物。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率领使团到西域,他的副吏曾到于阗(今和田)一带活动,“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     

藏文文献中"李域"(li-yul,于阗)的不同称谓

于阗地名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备受学术界关注,其在梵文、印度俗语、佉卢文、突厥文中都有不同的写法或称法。在古藏文文献中,于阗被称为“李域”(li-yul),且有li-yul、klu-yul、yul-li等不同的写法,而历代藏族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又给李域以各种不同称谓,对其地理方位的理解也有所差异。本文整理了藏文文献中出现的“于阗”(vu-tan)、“新疆”(zhin-cang)、“泥婆罗”(bal-yul)、“瓦洛”(bal-lho)、“杂丹吉域”(rtsa-ldan-gyi-yul)、“萨勒尼玛尼之域”(sa-las-nu-mavi-yul)以及“鲁域”(klu-yul)、“域李”(yul-li)等若干种“李域”的不同称谓,分析了各种写法及不同称谓出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蕴。     

三至九世纪于阗佛教信仰空间的生产

宗教信仰空间是人类生产出来的。处于东西文化交错带上的于阗,宗教演替极为频繁。佛教传入后,僧侣按照佛教的方式使用和组织空间,从而生产出蕴含佛教意义的地理空间。于阗空间的生产,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利用佛经文本进行空间生产。早期是将佛经中归属不明之地,划归于阗;中期是在佛经中增加有关于阗的片段;晚期则创作出于阗本土的授记和教法史。二是利用地理环境进行空间生产。对本土信众熟悉的地理环境,都非常准确地用在空间生产中,而对不熟悉的则有意忽略。三是依傍历史记忆进行空间生产,即将于阗发展的历史纪年表,尽可能佛教化。僧侣通过佛现于阗的空间生产,将佛门与于阗整合在一起,依傍帝王,发展佛教。一旦出现帝王灭佛事件,则通过于阗法灭的空间生产,来警告帝王,并以灭国相要挟。僧侣对佛现与法灭的空间生产,其实是佛门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应对危机的手段。     

光岛督教授与藏学研究

大正13年(1924年)我生于京都市,昭和22年(1947年)毕业于京都文理科大学东洋史学科,后为文部省特别研究生。1951年发表《论藏文的起源》(《史潮》44)。1953年发表《于阗的名刹贡代寺》(《东洋史学论集》1)和《于阗国卓尔玛寺诸僧侣的变迁》(《史潮》51)。1954年发表《卓尔玛寺诸僧侣的生死轮回》(《东洋史学论集》3)和《佛教     

丝绸南路

丝绸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很早以前就输送到西方。公元前西方已把中国称作“赛里斯国”,意即蚕丝产地。从洛阳、长安西行,经秦州,过金城,穿河西走廊,或出阳关或出玉门,西逾葱岭到中亚各国,再去罗马,这条通道被西方称作丝绸之路。这条商路或旅行道路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以前就存在着,汉武帝开河西四郡更保证了它的畅通。丝绸南路是指走西平郡(今西宁)进入草地,或北到张掖,或西出柴达木盆地达于南疆的道路,汉时称羌中道,南北朝时称吐谷浑道或青海道。公元4世纪后,河西走廊出现了群雄割据局面,     

南语——选自《敦煌南语文本简介》

1925年,在叙述浑末王的公主嫁与于阗统治者为后,始知有个南国的存在。参看《藏文文献资料》,第一卷,第130页和注5。1928年的《英国亚洲学会期刊》(JRAS,第630—684页)记述了南(Nam)或南巴(Nam-pa)王国、南语和南地(Nam-tig)人。材料引自斯坦因从现在著名的千佛洞石室带回来的一些早期藏文抄本,这些抄本显     

“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

“五族共和”的口号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报0出的。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口号象“五族共和”一样为中国各民族，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1912年五月，孙中山先生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     

深入探索 努力实践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和田地委历来十分重视民族宗教工作，始终把这项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中央、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把宗教事务纳入了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当前和田地区民族宗教工作的好形势前所未有。准确把握“引导适应”的重大意义，强化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科学论断，为新时期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是我们新时期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和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且信教群众多，宗教…     

刍议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掀开了近代史上新的一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均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中央政府正是在这一政策下,继续行使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是年5月9日,即正式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尤其是紧邻印度的西藏地方发生的变革,十分关注。它利用了     

艾旺寺雕塑研究及其艺术风格分析(续)

坐落于西藏自治区后藏康马县境内的艾旺寺是目前极少能够保存下来的 1 1世纪卫藏佛教艺术遗存 ,寺内残存的雕塑呈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风格——为 2 0世纪 3 0年代最早考察该寺的意大利藏学家 G·杜齐命名为“波罗 /中亚”艺术风格 ,由于艾旺寺所在地是萨玛达地区 ,“波罗 /中亚”艺术风格又最早出现于这一地区 ,西方学者亦称这种风格为“萨玛达类型”。这一综合性的艺术风格 ,顾名思义 ,主要由东印度波罗王朝艺术样式与“中亚”艺术共同构成 ,西方藏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亚”这一部分 ,杜齐提出“于阗说”;维塔利主张“西夏说”。杜齐之后 ,罗伯托·维塔利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脱颖而出 ,对早期卫藏艺术的研究不断深化。与此同时 ,2 0世纪 80～ 90年代中国西藏文物普查队在对艾旺寺的调查基础上 ,提出艾旺寺雕塑显示出印度、汉地、于阗等多种风格的融合 ,说明这一风格不仅样式特殊 ,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笔者希望在中西双方的考察研究的基础上 ,能够对艾旺寺的雕塑遗存 ,对“波罗 /中亚”艺术风格的源流有更深入的认识 ,并对艾旺寺雕塑中的汉地艺术影响作了剖析。     

盛开在小凉山的峨边彝族文化之花

峨边——彝语称“佳支依达”,的汉语意思就是“丝绸的故乡”。在彝族中广泛流传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的《兹住地》中说:“佳支依达是个物产丰富,彝汉和睦相处,民族团结的好地方”。传说中的彝族英雄支格阿龙,修造地球到了椅子亚口时听到了母亲死亡的消息,一气之下把修造地球的棒锤丢向“佳支依达”,“佳支依达”便成了一条沟。“佳支依达”是英雄支格阿龙磨练的地方;是美女甘嫫阿妞生长的地方;是人杰地灵,民族团结,物产丰富的好地方。这里居住的彝族人用彝族最平凡、最朴实的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一代的继承和弘扬着彝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形…     

艾旺寺雕塑研究及其艺术风格分析

坐落于西藏自治区后藏康马县境内的艾旺寺是目前极少能够保存下来的11世纪卫藏佛教艺术遗存,寺内残存的雕塑呈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风格-为20世纪30年代最早考察该寺的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命名为“波罗/中亚”艺术风格,由于艾旺寺所在地是萨玛达地区,“波罗/中亚”艺术风格又最早出现于这一地区,西方学者亦称这种风格为“萨玛达类型”。这一综合性的艺术风格,顾名思义,主要由东印度波罗王朝艺术样式与“中亚”艺术共同构成,西方藏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亚”这一部分,杜齐提出“于阗说”;维塔利主张“西夏说”。杜齐之后,罗伯托·维塔利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脱颖而出,对早期卫藏艺术的研究不断深化。与此同时,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西藏文物普查队在对艾旺寺的调查基础上,提出艾旺寺雕塑显示出印度、汉地、于阗等多种风格的融合,说明这一风格不仅样式特殊,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笔者希望在中西双方的考察研究的基础上,能够对艾旺寺的雕塑遗存,对“波罗/中亚”艺术风格的源流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对艾旺寺雕塑中的汉地艺术影响作了剖析。     

镇宁小镇

沿黔滇公路西行,嵌镶在层峦迭嶂的苗岭山脉中的黄果树瀑布北畔有个小镇,叫镇宁,它是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县城。春秋战国,它隶属牂牁国、夜郎国。汉、唐、宋时属罗甸国。以前它叫安庄卫,元朝统治者曾对此处人民进行了一场镇压,即以镇压求安宁,故改为“镇宁”。还有另一说,是因镇宁山而得名。看来,还是前一说妥贴些。清朝康熙年间,把这里改成县。     

一件新发现的于阗语文书——兼析古代塔里木南端的社会经济情况

1978年在新疆策勒县老达玛沟的铁提克日木,新发现了一件于阗语文书,其内容反映九世纪当地人口买卖的情况。通过这件文书出土地点的澄清和时间的推测,特别与先前发现的佉卢文书、于阗语文书以及汉文资料作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公元3—10世纪塔里木盆地南端诸绿洲城国一些具体生动的社会情景。当然,由于发现的和我们接触到的文书有限,且不少至今含意不明,所以许多方面如浑沌的迷雾,今后仍需我们继续去探索、揭示。     

元代色目人史事杂考

色目人对元代历史的发展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在认真研读相关史籍的基础上 ,对色目人的一些历史史实作了考察和论述。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忽思慧的族属问题 ,指出忽思慧其人不应是穆斯林。第二部分全面考察了元代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的生平仕履。第三部分对元代于阗人非畏兀儿之说予以补证。第四部分对元人关于回纥信奉“佛教”的史料进行辨析 ,明确指出刘祁《北使记》中有关回纥国的记述真实地反映了穆斯林的宗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