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初探

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自一九五八年,特別是一九七八年以来,各地报刊上讨论得比较热烈.我也愿对这个关于创作方法的问题略抒己见,望同志们予以指正!我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提法,对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和提高,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我是不同意把“两结合”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创作方法来看待的.先从理论上来说.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在论述到事物的结合时,一般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把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別的事物,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来看待的.比如劳逸结合,虚实结合,点面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等等.这些各个不同的矛盾双方,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可以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     

略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辩证结合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两结合创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提出来的。对于这一创作方法,从它提出到现在的二十多年当中,除了有“四人帮”一伙别有用心的破坏和篡改之外,就我们革命文艺队伍内部来说,对它的讨论和探索,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近来又出现了一种否定两结合创作方法     

图书馆事业的时代召唤

一、图书馆是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基地科学文化素质,是衡量一个民族素质的基本条件之一,就当前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国家民族的繁荣和发展,固然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源条件,但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文化科学素质,以及一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队伍.这已为欧美、日本等国家的发展和这些国家中许多优秀企业的创业和发展的历史所证明.所以中共中央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李鹏同志在为中央建议作的说明中,强调指出“科技教育的发展关系全民素质的提高和中国现代化的前途.”所以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战略任务.要实现这一任务,单靠学校教育当然是不够的,必须调动各级各类文化教育机构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战略任务对于我们图书馆事业来说,它的重要意义也是明显的.因为图书馆作为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基地,它在汇集各方面科学文化成果的同时,还担负着使这些科学文化成果得到传播的任务.每一个图书馆事业的从业人员,面对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都应该有自己的时代责任感.同时应该明确,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图书馆的业务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特别是从     

社会革命与浪漫主义的调适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并没有在２０年代末消失,而是在社会革命的背景下蜕化成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革命的浪漫谛克”反映了浪漫主义适应社会革命需要的趋势,丁玲和萧红代表了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靠拢的道路。这些探索的得失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命运,都必须从浪漫主义的本质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中来评价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現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結合的艺术方法,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艺的艺术方法。它既适用于文艺創作,又适用于文艺批評。它和毛主席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和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普須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艺的綱領。     

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学习“革命现突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笔记

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这个口号已经和正在我们的创作实践中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文艺工作者,尤其是从事文艺理论工作的同志们,纷纷举行座谈,发表文     

论《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在中国新诗的草创时期,郭沫若迎着“五四”时代的狂飚,以火山爆发式的《女神》,横厉诗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旗帜,开拓了新诗创作的崭新局面。《女神》是“五四”新诗的佼佼者,郭沫若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位新诗人。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的潮流,给正在日本留学,过着异邦生活的郭沫若带来了希望。”读的是东洋书,受的是西洋气”(《三叶集》),欺凌和压抑早已郁积于心。他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这个“对于旧有的封建礼会做决死的斗争”的民族“自卫运动”,并组织“夏社”,撰写文章,宣传“抗日”。然而,对于郭沫若更突出的彤响,则是进发出创作的灵感,“得     

哲学的特点与时代的召唤

根据哲学的特点与时代的要求,明确哲学研究的主攻向方,是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本文仅就这个问题谈两点粗浅的见解.一、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人们是用概念反映本质的,所以科学     

"百花时代"的浪漫主义涌动

1956年的"双百方针"在创作、批评层面所许诺的独立和自由,让小说创作暂时解除了束缚而跃跃欲试,其中浪漫主义的爱情主题书写让小说中被淹没和打压的"人"和"个体"重新浮出,链接起文学史上"人"的形象建构.     

从启蒙到革命:中国浪漫主义的嬗变

中国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介入了中国的思想启蒙,启蒙理性与浪漫主义无边无际的情感之间的张力,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并不存在。中国浪漫主义唤醒了自我,但是这个自我是情感性的自我。这个情感性的自我将客观世界的一切都视为黑暗的,当作浪漫主义的素材,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关系投射在政治上,浪漫主义放弃了对客观世界的政治判断,它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同情与轻蔑,拒绝介入任何具体事务。浪漫主义在大革命年代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浪漫主义作家自觉融入革命潮流,将浪漫主义的情感性自我与革命激情相糅合,直至被后者取代。     

论革命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改造

革命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注重创作内容和创作态度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实际效果,这一创作方法的形成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均有所改造和接受。通过对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关系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呈现革命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     

革命浪漫主义:对真实性与主体性的双重消解

革命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后加入 的一个概念，倡导者认为，将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 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必须遵循 的创作手法，丰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然 而，当我们透过历史的烟霭，重新来审视这段文学史 的时候，不难发现．将浪漫主义结合进现实主义，不     

激进浪漫主义:技术崇高时代的艺术

在很多人看来,浪漫主义应当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存在,因为在本质上它是一种反启蒙,对扎根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和民主文化构成了永久的威胁。文章认为,那些通常被归罪于浪漫主义的恶行事实上并不是根源于过度的浪漫主义,而是由于浪漫主义的欠缺才发生的,浪漫主义并不追求绝对,它已经意识到绝对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也正是由于浪漫主义对待绝对的这种态度,使它成为介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立场。如果说现代性以追求绝对的热情为特征,而后现代性以对这种追求的反讽为特征,那么,浪漫主义就构成了现代性的热情和后现代性的反讽之间的一种震荡,它对于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技术崇高(technological sublime)是现代性的合理结果,它的效应对于人类而言是喜忧参半的。在技术崇高咄咄逼人的现时代,艺术虽然不足以拯救我们,但是它可以使压力得到舒缓。     

数字时代的存在革命

数字技术重塑了万物的连接方式和存在样态,引发数字时代的存在革命。数据化物作为虚拟存在,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打破了传统社会思维与存在二元对立的存在结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数字界面即时实现的思有统一。人的身体和灵魂经由数字化改造,丧失具身认知,成为可控机器。数字化的本质是虚拟化,社会生活的全面虚拟化造就完全的控制社会。数字媒介和算法框定了数字存在的边界。数字世界的超越在于破除数字乌托邦迷信和重建可感世界。     

浪漫主义时期欧洲文学中骑士形象的时代意蕴

浪漫主义时期欧洲文学中的骑士形象蕴涵着该时期特有的时代意蕴。从文化趋向、读者接受以及审美认同等视角对骑士形象的时代寓言功能予以剖析,并进一步论述不同骑士类型生成的时代因缘。     

文艺衛星飞满天——从几篇作品看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工農羣众在生產战綫上大放衛星的同时,在文藝创作上也大放衛星:新民歌、工厂史、革命囘憶錄等,遍地开花;就質量說,是共產主义文学的萌芽,就創作方法說,是革命的現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結合。面对这种逼人的形勢,如何大步赶上前去,放出光芒四射的文藝衛星,这是擺在作家面前的严重任务。自从“文藝报”發出“文藝放出衛星來”的号召以后,文艺界在党的領导下正采取有效措施,爭取創造出一批思想性和藝术性都能突破現有水平的共產主义的新作品,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國建国十周年的偉大节日的献礼。共產主义文藝,要求相适应的創作方法。而毛主     

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

在后革命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史诗、反思、传奇、谍战等不同叙事类型,创作呈现出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拓展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着某些缺憾: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味;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叙述;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神境界的超越。     

美学的浪漫主义和政治学的浪漫主义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体系中的浪漫主义主要有两大类别: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和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前者的内涵侧重于对人类文明及科技理性发展所带来的负值效应的忧虑、质疑与抗衡;后者则把浪漫主义当成隶属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中的一种成分,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30年代后的中国,政治学的浪漫主义排斥、取代了美学的浪漫主义,在具体文艺实践中带来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现象。实质上,郭沫若与沈从文就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界的不同的命运。     

形而上学的召唤

十六、七世纪，近代西方哲学的巨轮起航时，曾经播放过反形而上学的乐章。但是，这艘巨轮恰恰又是撞在形而上学这块礁石上。当代哲学能消解这块礁石吗？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似乎把形而上学批判得信誉扫地了，但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形而上学却实现了一次有内容的复辟。不过，这次复辟似乎是短命的，随着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反形而上学的呐喊又高涨起来。直到目前为止，呐喊声虽然有所减弱，反形而上学仍然是一些人的时髦语言。我看，形而上学的命运虽然不佳，却是不可能反掉的。人们不是常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吗？这就表明了人本性上是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