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组织化与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创新 ——以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为例

[提要]加强和创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探索则在这方面提供了经验案例。“十户一体”抱团发展模式源于当地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它在不改变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单元重构、精英再造、利益联结、监督考核和村规民约等机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质的“农民再组织化”实践路径,其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化解基层内部矛盾,促进乡村脱贫与振兴和深化村民自治的探索与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成为破解和走出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创新探索,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确权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治理——以P镇涉农土地纠纷为例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城镇化发展迅速,传统农村受城镇化和社会其他多元化思潮的影响,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意识得到畸形发展,涉农土地纠纷事件愈演愈烈,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难题之一。本文基于P镇涉农土地纠纷现状的调查思考,分析其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的问题,这种过渡型农村基层治理需要理清城镇化与土地确权的关系,将二者相互影响关系下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做一个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充分理解农村社会的基础上,充实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以“分类共建”治理精度 提升“昆社善治”品牌亮度

近年来,随着江苏省昆山市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社区居住形态逐步分化,人口结构更趋多元,居民利益诉求、社区服务需求、基层治理要求进一步分化复杂,单一的治理模式已难以有效回应和满足城乡社区多元发展和群众深层次的需求,基层治理面临很大挑战。     

“群众会”工作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以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为例

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的典范。金花村以"群众会"工作模式为依托,保证农村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大民主权利;在组织机构上大胆创新,设立了"村支监"三委联合办公,有效实现了村民的自我监督;在治理主体上积极探索,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形成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金花村基层社会的治理经验为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主要包括牢牢坚持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村民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积极探索将自治功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者自然寨一级,以及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社会各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等。     

农村基层治理的技术契合与创新进路

党的二十大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根本保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进程中由权威治理方式向技术治理转变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而技术可以或正在成功解决基层治理中一些长久积累的困境。由传统权威治理到现代技术治理再到整体性治理，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并非一个固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尤其是在物联网、大数据、智能技术等推动下，信息技术不断提升治理效率、重塑治理格局、破解治理难题。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和创新模式，信息技术具有的显著特征与基层治理存在诸多内在契合，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都在影响和改变着基层治理，并引起基层治理目标、决策、收益等内部治理机制的变革。信息技术创新与农村治理的紧密契合、渗透，将推进农村信息化，转变农村治理范式，为农村治理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利用大数据技术、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对农村现存数据进行快速收集、挖掘、分析、研判、预测以及共享，为农村基层治理精确预判和科学决策提供常态数据和信息，从而让农村基层治理更加精细化、智能化，推动基层治理的精确化进程。村民依靠自身力量，借助科技力量重新塑...     

宪政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政治缘由

中国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制度不仅体现国家治理对于基层社会利益的尊重,而且体现国家成长进程中对于基层社会成员自主判断能力的尊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宪政内容,闪烁着宪政主义的智慧光芒,它能够加快中国宪政建设的速度和降低宪政实践的成本。基层的治理变革不仅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进行自治制度的革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它立足于农村现实的社会背景,将宪政的理念、精神、价值和机理导入农村基层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建构农村基层的宪政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的宪政治理秩序．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建设研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它具有政治引领、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等多种功能,各个功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共同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组织涣散、工作方式老旧、覆盖力有限并且与其他治理组织间关系不协调等原因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发挥受到限制。因此,可以从加强制度管理、优化组织结构、创新服务方式、理顺各类关系等方面出发,助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建设与发挥,进而更好地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社会转型与基层治理变革:农村问题研究的宪政视域

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现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基层治理的创新和变革具有鲜明的宪政内涵和宪政特性。基层的治理变革既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革新自治制度。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在宪政理念的指引下,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独特的宪政路径和明确的宪政目标。     

村落复权、政党拓展与耦合调整

乡村振兴计划中“治理有效”的政治目标对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乡政村治”“两委并存”为制度变迁的起点,各地尝试探索基层治理结构的创新形式。通过类型比较的分析方法,探究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变迁的结构-类型学,可以将自然村落层面的村民自治形式创新概括为村落复权,在行政村层面强化党组织政治权威、拓展职能范围概括为政党拓展,在自然村落层面实现自治单元和党建单元双重下沉概括为耦合调整。三种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变迁类型各有适用的条件和功能。在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下,农村基层治理需要改变单一的制度设想,构建“一元多样”的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一元基础,形成更具多样性的农村基层治理样态。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土地制度变革(上)

土地制度变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改革,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巨型社会和大国治理模式、单一体制和垂直控制机制、土地公有和双轨运行的所有体制、政府引导的快速城镇化进程等,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制度变革的现实基础和基本依据。当前土地制度和管理实践中存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处分不明确、集体土地使用者的产权地位不平等、土地和房产的税制结构不尽合理、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等问题,应当遵循"完善土地要素市场和加强土地资源、资产、调控管理"的"一体三维"框架,协调有序推进土地制度变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历程及经验启示

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建党以来,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党领导的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与政治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组织整合与制度奠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赋权放活与治理重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组织振兴与协商共治四个阶段。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新时代继续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继续发扬这些宝贵经验,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适应新时代的新特点不断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从碎片化回应到协同共治——城镇化进程中区域环境问题治理模式的转型分析

当前，我国尚未形成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相契合的治理模式，面对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加剧的区域环境问题，治理方式呈现出问题针对型的碎片化特征，而碎片化环境治理模式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环境问题协同共治模式旨在建立健全区域环境问题治理中相关各方协商共通的互动机制，实现主体、资源、利益的多元整合。构建协同共治模式，需要加强城镇化规划和环境法制体系建设，以组织结构优化为依托积极推动整体性合作，建立健全有侧重的权责分配体系。     

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方式

党内法规制度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治理事实。价值一致性、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为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正当性、合理性和法理的理论支持。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党内法规制度发挥着政治保障、制度整合、提升参与者素质、完善治理能力等功能。信息汇聚机制、过程实施机制和适应性调适机制是党内法规制度实现治理功能的具体方式。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普遍要求在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的特殊表现。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既是国家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历史任务。     

“驻村第一书记”推进凉山彝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调查与思考

摘要：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贫战略计划的稳步实施,农村基层治理也面临着新的改革机遇,如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解决 好贫困农村基层组织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较为突出的“思想贫困” “作风贫困”及“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贫困”,成为当前一项主要 的目标任务。以“驻村第一书记”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推进凉山彝区贫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效果进行调查与研究, 对于构建彝区农村基层治理新格局,促进民治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精准脱贫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公共治理范式创新

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机遇,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红利,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重要动力和新引擎。检视我国新型城镇化历史进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有效的公共治理范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机制,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多元的治理方式以及实现路径的创新,这将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城乡一体化:推进路径的战略抉择

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制度安排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保障,农业全程产业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抓手,都市农业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纽带,原料性农业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举措,新型工业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引擎,安居乐业的城镇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平台,农地合理流转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杠杆,农村基层干部的执行力和积极性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动力。     

城乡一体化下的乡村治理——以成都为例

新时期的乡村治理是在城乡一体化的现实背景和政策框架内形成或构建的.城乡一体化下的乡村治理要实现三个层次的制度变迁:在继续探讨和界定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基础上,完善农村产权配置,建立多元治理主体的激励机制,实现治理过程的制度绩效.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在协同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村镇综合配套改革中,正在进行乡村治理机制的新的探索.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角色探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扮演的角色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必须具有既符合党的建设规律又符合农村社会治理客观需求的角色意识,必须明确认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角色定位,必须因地制宜,进行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角色实践,努力寻找符合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实践模式.     

中国城镇化基础及其发展对策

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高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大力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劳动力的非农化。在理论上必须正确认识城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及城镇化同工业化、非农化的关系。作者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二元城镇化的构想:即充分利用400多个现有城市的辐射作用,通过发展交通和通讯,推进网络型城镇化;利用乡镇工业基础将县城或县域首位镇发展为城市,走据点式发展道路。作者认为:实现二元城镇化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