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分析

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其政治、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繁荣。本文在回顾和厘清中日关系和贸易的演进及现状的基础上,从双边货物贸易、FDI及其企业经营业绩、双边旅游服务贸易等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了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影响。分析表明,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有负面影响,改善中日关系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两国的比较优势和经贸共赢。     

从历史记忆和相互认知出发:避免中日冲突

中日关系的难题集中在日本所称"尖阁列岛"和中国所称"钓鱼岛"的领土争议上。中日之间发生意外和冲突的危险确实存在。一旦意外情况发生,中日要再次和解,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对于中日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不利的。要避免中日关系冲突,应该启动改善中日关系的艰难进程,深切希望中日两国和平共处,相互合作。日本应避免采取富有挑衅性的举动,中国则不以武力施压。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和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应当不断进行。     

浅议当前的中日关系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关键问题。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不能正确对待台湾问题,日本霸占钓鱼岛问题及东海大陆架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三大障碍。应正确评估、准确定位和认识当前中日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并善于应对。历史已经证明,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战则两伤”。应相互“与邻为善”,共同构筑2 1世纪中日两国的新型关系。     

在变与不变中把握中日关系的大局——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而作

以安倍晋三首相的"破冰之旅"和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为契机,笼罩在中日两国上空的阴霾终于散去。然而,由于中日两国特殊的历史经历和敏感的现实背景,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本文通过对中日关系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了在变与不变中自觉把握中日关系大局的基本思路。     

中日相互认识的现状、特征与课题

中日邦交正常化近40年来,中日相互认识和国民感情经历了从接近到友好、再从冷淡到疏远的周期性变化。中日相互认识的变化,与中日关系本身有着内在的关联,但由于两国历史文化以及国情的不同,两国的相互认识在结构特征上也存在某种差异。中日缺乏理解和信任的状况,必将会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文化交流则是改善两国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的一个有效途径。     

世界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中日关系,我们可以把中日关系的发展分为远古、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三个阶段。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我们按照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亦可将现代中日关系分为1972至1989年、1990年至2000年以及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展望未来的中日两国关系,中日双方应本着做相安无事的和平共处的好邻居原则,保持中日两国高层接触,利用多边会见促进双边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加强各层次、各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全面深化经贸合作,顺应和平发展的国际潮流;妥善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我对中日友好交往的几点体会

战后60年来,中日关系的道路艰难曲折,是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约23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72年9月29日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后,虽然出现过一些矛盾和问题,但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重要进展.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两国关系却未能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过去良好的基础上出现一个新的飞跃,实际上却在不断恶化,陷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低谷,两国政治关系紧张,两国部分国民在感情上产生对立.对此,所有热心于推动中日关系的人都深感忧虑,希望这种不正常状态尽早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回顾过去,全面总结迄今发展中日关系的经验教训,克服困难,尽快推动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是摆在两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在此,我仅想结合自己同日本的友好交往经历,特别是担任驻日大使近五年的经历,谈谈个人对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些体会.     

对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再思考

2002年以来中日关系的不正常局面,促使中日两国很多有识之士进行深入思考,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出现了"政冷思热"的局面.本文通过分析中日关系的5个"温差",认为中日关系不正常的负面影响还在日益显现,关键在于妥善处理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并且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面临5个方面的严肃考验,而实现两国首脑互访,已经成为中日关系"再次正常化"的标志.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