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环境、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的研究

法律制度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程度,影响了公司股权集中度,进而影响公司治理绩效。本文以 LLSV的公司估价模型分析了法律保护、掠夺和股权集中度的关系,分法系就各国股权集中度和公司治理状况进行了国际比较,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法律保护现状和股权高度集中现象做出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我国制度环境的建议。     

投资者关系管理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投资者关系管理对股权融资成本影响的研究以2011年和2012年中国资本市场进行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实施现状,以及实证检验投资者关系管理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与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完善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权益融资成本。监管部门与上市公司需要进一步认识并发挥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治理效力。     

股权集中度与资产出售的价值效应

资产出售是企业去除过剩产能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投资者对于不同公司资产出售事件的市场反应并不尽相同。基于事件研究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围绕资产出售宣告日前后,公司股权集中度越低,其股票超额收益越高,即投资者对该公司的出售决策寄予价值增长预期。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中,股权集中度仍与资产出售的价值效应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股权集中度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理成本的不同,在股权集中度低的上市公司中管理层的代理成本较高,管理层既往的投资决策对于股东而言或不是最优的;当宣告资产出售时,市场将此解读为对以往无效投资决策的一种"壮士断腕"式的矫正,通过股价在事件前后的超额收益体现出投资者预期的价值效应。     

股权分置改革与分类表决机制

在股权分置情况下,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难以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也不利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分类表决机制赋予流通股股东更多自我保护的权益,建立起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对话机制,形成投资者对公司经营层的有效制约,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弥补股权分置导致的股市的体制性缺陷,为股权分置改革提供了制度准备,对我国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分类表决机制应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不断完善。     

外部股权、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绩效--基于一个企业家行为最优化模型的分析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是公司金融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仅对两者之间的实证关系进行研究,而少有从理论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从基于作为公司管理者的企业家行为最优化角度的简单模型出发,通过投资者保护程度这一个传导变量,可以看出:外部股权比例、作为企业管理者的企业家持股比例,均与作为公司绩效代理变量的企业价值成倒U型关系。当流通股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以下时,公司绩效与外部股权比例正相关;在适当比例以上时,公司绩效与外部股权比例负相关。     

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是否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

我国股权质押和中小投资者保护目前仍存在制度性缺陷,因此大股东常常利用股权质押制度缝隙掏空上市公司,这不但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同时也扰乱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路上的"绊脚石"。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入手,分别探讨了股权质押是否会增加大股东掏空动机,国家法律和公司内部监管两方面如何影响大股东掏空行为,以及最终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股权质押会增加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概率,但法律和公司内部监管均与掏空呈显著负相关,即法律和内部监管会对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产生抑制效果,从而达到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目的。为大股东股权质押及投资者利益保护提供新的研究变量,同时也为监管部门规范股权质押业务和投资者利益保护提出相关建议。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是上市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证券市场能否规范发展以及投资者的权益的能否得到合法保障,而股权结构是解决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因素。从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身份两个方面对股权结构进行了分析,对不同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全面阐述,对一般法人股、机构法人股和经营者持股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绩效

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和政府关心与讨论的热门话题。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多,但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有些甚至相悖。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以及不同层面的持股结构等因素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为视角,提出了六个理论假设,并设以相应的回归模型,运用SAS软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了以下结论：1.由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倒U型关系,建议引导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降低其持股比例,或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其他相对持股较多的大股东,从而形成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多个大股东制衡的股权结构。同时对少数股权过于分散的民营上市公司,应适当提高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2.由机构投资者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的结论,建议培育非国有机构投资者包括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多种方式降低目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过高的股权集中度,逐步形成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管理层、机构投资者及战略投资者互相监督的股权制衡局面。3.由高管持股比例与业绩正相关的结论,建议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实施适当的管理层股权激励来改善公司股权结构。     

股权市场环境、投资者监督与公司治理绩效--基于关联信号模型的分析

将市场微观结构方法应用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形下的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面向的实际运作环境是,投资者从事具有直接价值生产性的监督活动,其同时又利用通过监督活动获得的信息在股票市场中交易被监督公司的股权,借鉴Jain和Mirman的关联信号模型考察拥有大宗股权的投资者的公开市场交易对其内部监督控制行为的影响,得出了投资者的监督水平和公司治理绩效受到股票市场流动性等微观结构因素影响的结论,从而进一步揭示出投资者监督和控制有效运作的外部股权市场环境。     

股权结构、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者利益保护、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如何,投资者保护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影响如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有限责任公司问题研究——以农民股东与非农民股东的利益冲突及其平衡为视角

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上的保障性,在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对农民股东与非农民股东实行区别对待并对其权利义务进行差异化配置具有现实必要性,但由此会产生农民股东与非农民股东之闻的利益冲突.优先股作为股权配置的自治性安排,与农民股东的股权具有契合性,本文运用优先股理论时平衡农民股东与非农民殷东的利益冲突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构想.     

论股票质押的设立

现实中可作为质押标的的股票必须具有可转让性和不为法律所禁止。股票的质押只能以股权中的财产权为内容，而不是股权的所有权。出质人以其拥有的股权出质后，质权人在乎的是股票本身所具有的经济内容与价值，即股票的财产性权利，而股权的所有者仍然是出质人。就质权的效力来看，出质人受限制的多是与清偿相关的权利，而非全部权能。我国股票市场只有记名股票，而无无记名股票，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遍应用，使记名股票更多以电子记名股票形式出现，股票质押更具有了新的内容，进一步证明了股票的质押只是股权中的财产权的质押。     

老年人居住权益的司法保障与社会法因应

居住权兼具社会保障功能和经济功能，为预防和降低居家养老伦理风险、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居”提供了理性选择。司法实践中，对旅居养老型居住使用权的处理不同于居住权，应肯认事实形成或法院裁判即可成立居住权关系。为填补权益保护空缺，应保护老年人居住权的期待利益，同时将私法规则转化为公法保障，将居住权明确纳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保护范围，惩戒侵犯老年人居住权益行为。     

论环境权益

环境权益是公众对环境享有的包括日照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优美景观权等法益。环境侵权行为不侵害环境权益,侵害环境权行为才侵害环境权益。环境权益不能通过侵权法来救济,只能通过环境法及其他公法得以救济。     

宅基地资格权的权属定位及其制度实现

宅基地资格权目前并无现行法上的规范表达和制度设计。对于资格权的性质,学界存在宅基地使用权说、剩余权说和宅基地分配请求权说等观点,但都无法全面体现资格权的制度价值。对学界观点进行梳理与分析,认为资格权应是具有可期待利益的成员权性质的权利,可赋予其宅基地分配请求权和受让权等权能,以保障农户基本居住权益。可完善资格权取得机制,构建资格权的登记颁证制度等,以便于资格权的制度实现。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以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属性、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治理绩效与国有股比重和流通股比重呈负相关关系,而法人股比重与绩效指标呈正相关关系;法人控股公司对公司绩效促进作用显著强优于国有控股公司,而股权分散型公司则与集中型公司没有明显差别。     

股份公司中投票制度的法律规制--以保护中小股东为价值取向

投票权是股东获得各项权利的基础。由于股份公司大股东的控制,中小股东在股份公司投票制度中的权益往往受到侵害。完善股东投票制度,确立累积投票制度,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限制,建立表决排除制度等,有利于从制度层面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进一步树立股东实质平等的理念。     

公共利益悖论及其消解

当前关于公共利益的研究,在公共利益立法诉求与理论特性、公共利益与行政权、公共利益与法律、公共利益与公众心理以及公共利益研究目的与研究结果的关系中都存在着悖论,而这些悖论告诉我们必须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转换视角。我们应该放弃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回归到约束行政权力尤其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行政法治轨道上来,而最终我们会发现,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皈依的公共利益其实只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博弈实现行政法治后必然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政府法治论"应当是最合适的指导思想。     

从供需均衡与效用选择角度探讨法制利益的形成机制

法制利益是权利的外化标志,而权利是法制利益的高度抽象.权利资源的有限性和利益主体对权力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必然会引发利益冲突,当二者达到均衡时,产生法制均衡一良法.而这种法制均衡的精髓在于:法律制度的严苛程度是由权利的丰富程度的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而法律制度就犹如商品市场中的价格信号,是社会生活中多重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均衡浮标.     

论个人信息财产权的独立性

关于个人信息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目前学界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不同观点。个人信息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与人格权的人身专属性有明显区别,应当独立确认个人信息财产权。个人信息财产权可以独立行使,形成"个人信息人格权-个人信息财产权-个人信息使用权"的权利层次,有利于保障个人信息商业利用行为中各权利人合法利益的实现。不同类型个人信息对人格的"外在性"意义不同,对个人信息财产权进行独立保护,有利于真正实现人格尊严保护与信息自由的价值平衡。因此,只有对个人信息财产权采取独立确认、独立行使、独立保护的二元模式,才能保障个人信息通过市场进行最有效率地配置,促进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商业利用的有序进行。